回忆大学生活摘录

辞旧迎新又一年，又是瑞雪兆丰年，天上月宫玉兔报喜2011年。

谢春很高兴收到了关志成作品《回忆大学生活》，一定会认真拜读，也喜欢摘录、配相、收藏。

关志成作品《回忆大学生活》以写事为主，能够重点写出高0班班集体的大事件。

裴惠林作品《我的大学同学》以写人为主，能够重点写到具体的个人事情。

我想关志成作品《回忆大学生活》、裴惠林作品《我的大学同学》，

1964年我们幸运地考入清华大学，走到一起，成为高01这个集体的一员。虽然我们接受正规大学教育的时间不到2年，但我们学完了基础课，并学了部分专业基础课，为今后的学习、工作打下了深厚、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我们接受了清华校风、学风的熏陶，清华精神在我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让我们受益终身。1970年3月我们完成了5年半的大学本科教育，走向社会，天各一方，但我们不曾忘记高01这个集体，不曾忘怀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

在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岁月，我们有过热血澎湃，但我们守望良知，不曾疯狂；我们也曾困惑彷徨，但我们没有消沉，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我们不曾泯灭求知的欲望；在学工、学农、接受再教育的境遇下，我们不乏欢乐，不乏幽默，有了解国情、学习社会的收获，并以我们的青春和热情作出了真诚的奉献。

工人阶级宣传队、革命委员会、老三篇、红宝书、红像章、红海洋、四人帮、批林批孔、反帝反修。

本文仅是对大学生活的片段回忆，只是记述了大学期间的体育活动、学习经历、课外活动、以及学军、学工、学农的趣闻。

一、体育锻炼

二、学习生活

三、课外活动

四、学军

五、学工

六、学农

1．蔚然成风

2．竞走第三

3．打遍东区

4．系航海队

5．校冰上队

6．长跑活动

7．高０体育

1．名师荟萃

2．严谨勤奋

3．废寝忘食

4．抬杠

5．复课夭折

1．初次相识

2．得天独厚

3．不忘国耻

4．沟崖探秘

1．难忘印象

2．野营拉练

1．校内学工

车工钳工

铸造锻压

劳动模范

2．东郊热电厂

狂热年代

工人师傅

3．石景山发电厂

外号起源

1．平谷夏收

龙口夺粮

房东一家

2．阳坊夏收

清华大学有优良的体育锻炼传统，蔚然成风，代代相传。很多校友在回忆录里都津津乐道在校期间的体育锻炼趣闻，以及养成良好锻炼习惯并“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体会。体育锻炼是大学生活的极其重要内容，我也深有同感，心得和趣闻很多，因此在我的“回忆大学生活”中将体育锻炼作为的第一部分内容。

学校建立了各类、各级别的体育队，满足大家不同的兴趣爱好。校级体育代表队的门槛很高，不是凭兴趣就可以加入的，系级的体育组织也很多，门槛不高，有兴趣就有机会加入。我所在班级高0班酷爱篮球运动，曾打遍东区无敌手，我是班篮球队的5虎上将之一。一个人同时在校、系、班体育代表队兼职，也没有感觉忙不过来。冬天以滑冰为主，夏天以航海为主，篮球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打，此外我还喜欢长跑，我的体育锻炼是丰富多彩的，每天的运动量都很大，几年下来我的身体素质发生了很大变化，身高长了8cm多，入学时是1.71m，毕业时近1.80m了。

1965年校运会我和詹必川代表电机系参加了3000米竞走项目的比赛。詹必川身体很结实，是学校游泳队的成员，曾代表学校参加昆明湖的武装泅渡比赛，他在中途还帮体力不支的队友背枪，是背负两条步枪游到终点。他很聪明，也很健谈，毕业后表现出很强的业务能力和管理能力，曾任武汉市电力局局长、湖北省电力局副总工程师，走过终点线后班里很多同学跑来向我祝贺，高扬同学还和我来个拥抱，比赛过程中班里很多同学在现场给我加油助威，很受鼓舞，班里的4位女同学，杨冀平、宫一棣、林佳乐和莫旸若，站在一起，齐声高呼：“关志成加油”，每当我走到她们所在东南角弯道处，一定会加油，加速前进一段距离，在这个位置我超越的人最多。班上男同学很多人在场边为我呐喊助威，有的为我加油鼓劲，有的作技术指导，记得最后一圈时，周宝瑄对我大喊：“稳住脚步别着急，匀速走到终点就是胜利，后面的离你很远，追不上你”。我是第一次在校运会上拿名次，自然很兴奋，下来后发现班上的同学都很开心，还有其他班的同学也满面春风地向我祝贺。虽然是我一个人在操场上快步疾行，然而能感受到，是集体的力量，激励我克服困难，奋勇向前。取得了成绩，是集体的喜悦，大家的光荣，这就是体育的魅力吧。学校发的奖品上写“关志成同学在清华大学第14届田径运动会获得3000米竞走第3名。”

高0班34个人，男同学有30人，刚入学不久，班主任梁毓厚老师邀我班同学和他所在电工学教研组的老师来场篮球友谊赛，梁老师是广东人，个子不高，但动作灵活，技术很好，老师中也有个子很高的，老师们的技术娴熟，配合很好，显然是经常在一起打球。

高0班篮球队的首发阵容有叶良卫、吴元、王钢、向正举和我。叶良卫是我班体育素质最好的，是校游泳队成员，田径100米和400米的成绩都不错，乒乓球也打得很好，位置是大前锋或中锋，快攻能力突出；吴元也是校游泳队成员，攻防技术全面，中投很准，位置是得分后卫；向正举是组织后卫，运球技术好，也能突破上篮，打球很机灵，经常能传出好球；王钢和我属于后起之秀，后来才成为班队主力，刚入学时王钢的个子不高，技术也不突出，他是我班体育锻炼最勤奋的人之一，身体素质和体育竞技能力都提高很快，他身高、体重的净增加值比我还多，他打小前锋位置，投篮很准，也有突破上篮能力；我的位置是中锋或大前锋，我的特长是抢篮板，主要得分手段是抢下前场篮板球，二次进攻。这5人被称为我班篮球队的5虎上将。此外，我班篮球技术比较突出的还有赵去非，他反应敏捷，断球能力突出，被称为东区抢断第一人；裴惠林的篮球基础很好，0度角位置投篮很准，对我和王钢篮球水平的提高给过不少帮助；后来因个子偏矮，退出首发阵营。王治本、姜毅、杨志军、高扬、刘文煌、吴光林、杨正来、韩德威、朱鹤年、范全义等人也都是班里的篮球好手。王之恂也爱打篮球，他的特点是，到前场就扬臂要球，只要得到球，举手就投。我已有经验，只要他得球，我要立即冲到篮下，占据有利位置准备抢篮板。

航海队的训练内容分水上和陆上两部分，水上训练是去昆明湖划舢板，陆上训练的内容很多，有体能训练、军体训练，还有专业性很强的内容，如抛缆绳、打绳结等。我最喜欢的是水上训练，每周5下午没有课，用一下午的时间进行水上训练，航海队成员在11号楼前集合，列队步行出西门去颐和园，走到颐和园南门（铜牛附近），大约需时40分钟，训练完毕再原路走回来。

航海队体能训练的运动量很大，准备活动就要跑3000米，重点练腹肌、臂力和耐力，经常在清华气象台的小山坡上进行爆发力和耐力训练，高速跑上小山坡，再慢跑下来，不停顿再高速跑上去，循环往复十几组。通过在航海队的训练，我的体能、力量、耐力有了很大提高。我班参加航海队活动的还有范全义、刘文煌等同学，范全义来自河北满城，长得人高马大，入学时是我班第一高度，外号“范大个”，为人淳朴宽厚，真诚和善，人缘很好，在去颐和园锻炼的路途中我俩经常并肩前行，我俩住同宿舍时共用一个抽屉，由于性情相投，关系亲密。范全义接我作过班级生活委员，后来又接我作了班级副班长。毕业后老范留校，在自动化系任教，专业方向是过程自动化，他是双肩挑干部，长期兼任党政工作，曾做自动化系党委副书记相当长时间。老范还记得，在颐和园水上训练间歇我们曾登岛拜谒“龙王庙”，庙门有一幅楹联是：“云归大海龙千丈，雪满长空鹤一群”。刘文煌来自福建莆田田径之乡，长得英俊壮实，虎背蜂腰，肌肉发达，尤其是腿部肌肉，令人羡慕。“刘文煌的腿，崔德光的嘴”是高0班的两件宝。据说我校自行车队教练看上这双腿，曾积极动员他参加校自行车队，由于刘文煌已参加校田径队跳组，未能挖动跳巢，甚感遗憾。毕业前我和刘文煌住同宿舍，而且是上下床，刘文煌为人正直随和，乐以助人，我俩无话不谈，关系亲密，毕业前我俩还专程去五道口照张合影留念。2002年学校派我来深圳研究生院工作，2004年刘文煌卸任清华自动化系党委书记，我动员他也来深圳研究生院工作，我任院长，他任书记，老同学又能在一起共事，很是愉快。

航海队的训练是开放的，经常有人围观或参与，我班黄学光就是积极参与者之一，。黄学光来自四川，个子不高，身体很结实，为人热情，兴趣广泛，喜欢参与，说话嗓门很高，常爱发表高见，航海队的活动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黄学光毕业后分配到山西晋东南矿务局，工作表现出色，后来受到重用，作了该矿务局的局长。

北京的冬季短，11月末才会结冰，荷花池到了冬季就成了溜冰场，我们上学时清华冬季的体育课也是滑冰课，溜冰场就是荷花池，入冬后要把荷花残茎铲掉，冰面上再浇水，结冰后就成溜冰场了。这个溜冰场很大，在这个冰场上溜冰时才弄明白，为什么和荒岛联通的唯一的桥是拱形桥。这不仅是为美观，更重要的是，滑冰时不用低头就可穿过桥底，无障碍围绕荒岛滑圈，体育教研组给提供的是花样冰刀，我们在中学上滑冰课时提供的是速滑刀，对初学者来说，花样刀更容易学。我在系年级里的滑冰水平还是很突出的，记得在滑冰课上还能给大家当个小辅导老师，也能给大家滑个前8字、后8字，还能表演几个旋转、跳跃，吸引一帮同学跟着我，有的要我再露一手，有的要我教几招。

在航海队的体能训练上，每次长跑我也能跑在前面。越是成绩好的项目，越喜欢练，我后来养成了晨练的习惯，每天早上都会跑上几圈。工宣队进校以后，能坚持晨练的人越来越少了，我班坚持最好的是王钢和谢春，我很佩服他俩晨练的毅力。王钢喜欢长跑，后来他参加了系中长跑队，水平大有提高，成绩超过了我，成为我班跑得最快的长跑好手。王钢毕业后分配到云南大理，后来去了河南平顶山高压开关厂，从工程师做起，直至担任该厂总工程师，现在虽退居二线，仍担负重要工作。我俩都是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的理事，毕业后还能经常在一起开会，有机会在一起回顾在清华锻炼的趣闻以及交流现时坚持锻炼的情况。他毕业后仍坚持长跑锻炼，体质一直很好，篮球水平也大有提高。谢春喜欢练双杠，在双杠上摆动倒立很有水平，谢春的晨练是先绕操场跑两圈，再在单杠上做20次引体向上，然后做双杠，作摆体扩胸以及双杠倒立，主要是练上肢力量。谢春毕业后分配到海南，在海口工作13年，后来去了深圳、在布吉宝电电子厂设计音响，后回佛山电视机厂搞电路设计。现已退休，但仍在佛山电视大学兼职教计算机类课程，如网站设计、动漫制作等，自学成才。我班毕业40年欢聚，在参观鸟巢时他还表演一下倒立行进，给同学一个惊喜，博得一片掌声。我那时虽也喜欢晨练，但毅力不足，有时给自己找个理由就睡懒觉了。我担心早上起不来，就跟王钢约定，每天他起来后一定叫我，我俩一起出去跑步，那段时期里王钢确能做到每天叫我，我俩一起跑步，坚持得很好，记得外面下着大雪，我们也不间断锻炼，踏雪跑步，别有一番情趣。

长跑的习惯我坚持了很久，读研究生时期，每天下午我都要跑一大圈，路线是出清华附中门，进圆明园东门，横穿圆明园，从东宫门出来，进清华西门，再跑回宿舍1号楼，没测量过这一圈有多长，估计5000米不止。研究生毕业后，我还坚持长跑，和住在平斋的邻居土木系的李永德一起跑，李永德身体素质极好，坚持冬泳，网球也打得好。

负责我班的体育老师谢懋侠是校游泳队教练、印尼归国华侨，他曾来宿舍检查我们的生活和锻炼情况，并对宿舍里灯的高度提出改进意见。体育老师也给大家布置课外作业，例如，在规定时间里要跑完多长距离是有指标的，还举行过从北京跑到河内的长跑活动，每天做几组引体向上也是必须完成的。高0班同学是成帮结伙去锻炼，引体向上互相数数，不能弄虚作假。大家互相帮助，互相激励，水平普遍提高，开始时作引体向上一次只能拉起几次，后来多数同学每次都能引体20余次。

田径队：刘文煌（跳远）、裴惠林（短跨）、赵去非（全能）、莫旸若（中长跑）。

校游泳队：吴元（国家二级运动员）、叶良卫（国家二级运动员）、詹必川

莫旸若在新生运动会上获得女子400米跑第一名，跑起来英姿飒爽，技压群芳。

从1964年9月入学以来我们实实在在受到了清华严谨学风的熏陶，打下扎实的基础，养成良好的学习风气。

数学、物理、化学、画法几何及工程画、工程力学、电工基础、外语、政治课等。

上大课的教师都是资历深、教学效果好的老师，上小课和试验课的老师大多是青年教师，讲大一高等数学的是盛祥耀老师，他是清华水利系毕业，留校作了基础课教师。讲基础课的老师很多出身于清华。盛老师讲课条理清晰，重点突出，声音洪亮，板书工整，往往讲完最后一句话，下课铃声响了，把枯燥的数学课讲得出神入化。电机系和热能系的大一学生共上这门课，300多人把西区阶梯教室挤得满满当当，来晚了只能坐后排，每次上课我都要早早赶来，抢占个前排理想位置。70年代盛老师给我们这些留校的青年教师开过“线性代数”，他讲课不拿讲稿，把推导过程中很多矩阵内的数字都能背下来，惊人的记忆力令我们好生羡慕。大二的高等数学大课是对电机系单独开设，地点在新水利馆，由李欧教授讲授，他是数学教研组资历最老的教师之一，数学根底深厚，水平很高，讲课效果也非常好。

高等化学的授课廖老师，瘦瘦高高，南方口音很重，讲课慢条斯理，字字珠玑。化学课在校园西区的化学馆上，上一门课的地点是东区的电机系馆，课间换教室很紧张，那时有自行车的同学很少，要急冲冲赶路，甚至要一路小跑才不会迟到。

讲物理大课给我深刻印象的是董文达老师，他讲课概念清晰，语言生动，授课效果很好，而且非常负责。

对政治课教师李润海的党史课也印象深刻，虽然他给我们讲课次数不多。他的口才极佳，把严肃的党史课讲得精彩纷呈，同学们听得如醉如痴。

电工基础课的授课教师是王先冲，他是该教研组资历最深的教师之一，曾在西南联大学习过，参加过地下党活动，清华解放时当过军代表，还曾到苏联留过学。老先生讲课富有激情，讲起课来眉飞色舞，经常提出一个问题，然后把头一低，瞪起眼睛，通过眼镜上方，盯着大家，静等回答。

大一讲数学小课的是一位北京大学数学系刚毕业的青年教师，他有两句口头禅，一句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另一句是“慢就是快”。我觉得后一句特符合辩证法，不仅作数学题是这样，干其他事情也是这样，打好基础，练好基本功最重要，不能急于求成。认准方向，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都要踩实了，刚开始慢，后来就会越走越快，熟能生巧，巧能升华。如果急于求成，可能会弄巧成拙。基础没打牢，可能要推倒重来，刚开始方向没搞对，走得再快，也要走回头路。

教我们工程力学的是付正泰老师，后来付老师作了北京联合大学的校长。

清华的学风是“严谨、勤奋、求实、创新”，这是我们毕业后才总结归纳出来的。

外语第一节课大家都会去得较早，上课铃声响起之前，多数同学都会读外语，特别是在西阶梯教室上课时，大家会到水木清华池塘边晨读，大家或坐或立，互不相扰，水中映射出晨读学子的倒影，诗情画意，是清华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还有不少同学制作了单词卡片，抽点滴时间看上两眼，在食堂排队打饭时，就有不少同学在看卡片、背单词。那时有一种说法，外语、制图和计算是清华学生的三大基本功，计算尺使用的熟练和准确，也很受大家重视。

课外时间大家都会到图书馆或教室去上自习，图书馆的桌子大，学习氛围好，大家都喜欢去，不过去图书馆的代价太大，要早早去门前等候，等到开门要挤进去才能抢到座位。当时整个学校的教室也不多，有一教、二教、新水、二院、三院和系馆等，去晚了也很难找到座位。

同宿舍的崔德光同学就很少睡午觉，利用别人睡午觉的时间抓紧学习，真佩服他的精力是如此充沛。我如果不睡午觉，下午和晚上都打不起精神。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和崔德光在闻亭一道复习“电工基础”温课备考的情景，因为平时都是在教室或图书馆室内自习，在室外自习的机会并不多，所以印象特别深刻。闻亭的西边是“水木清华”，东边是大礼堂，闻亭坐落在小山丘上，亭内挂一铜钟，是明朝铸就，上面还刻有捐资人的姓名，老清华时期，上下课都要敲响此钟。

崔德光的自学能力很强，我们刚学到微分，他就开始自学积分的内容了，总能领先大家一个相角。复课闹革命，学习“电子学”这门课时，他和韩德威、向正举等同学帮助电子学实验室的老师检修仪器仪表，把实验室有毛病的设备仪表都修好了，老师很高兴，还让他们给全班同学介绍修理的心得和经验，由崔德光主讲。崔德光入学时是高0班首任班长，他身材短粗壮，脑袋很大，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不知咋回事，他越来越能说，四川口音也不重了，竟被封为“高0第一嘴”，他讲话风趣幽默，经常惹人发笑，他还爱给人起外号。崔猫毕业后留校，在自动化系CIMS工作，在机场空中交通管理优化控制方面颇有建树。

于公濂来自沈阳市一所省重点中学，面目清秀，精明干练，知识面宽，能言善辩。他的基本概念清晰，反应极快，还写一手好字。他喜欢深入探讨问题，经常挑起辩论，而且从不服输，因此给人以特爱抬杠的印象。对待学习上的问题，通过不断提出问题，深入讨论问题，才会深刻消化理解，于公濂正是通过“抬杠”的精神，对基础知识理解深刻，能举一反三，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于公濂待人礼貌热情，无论谁有客人来，他都会热情接待，并不辞辛苦，下楼寻找同学。有一次我表哥从东北来看我，于公濂借个自行车到五道口商场找到我，让我骑车先回来看表哥，他自己从五道口走回来。同班同学中间，他给人的印象是能言善辩，特爱抬杠，对任何话题都能挑起争辩。毕业后于公濂被分配到阜新封闭母线厂，做过副厂长和纪委书记。不知做纪委书记是倚重老实厚道的本色，还是发挥喜爱抬杠的特长。高0班毕业40年聚会时，我发现，爱好较真的，依然较真，喜欢抬杠的，仍旧抬杠，真是本性难移呀！

清华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队伍不断分化组合，最后分为两大派，简称“老团”和“老四”，有一段时间相对平静，学校开始复课了，每个班级“老团”和“老四”各推一个代表，组成复课领导小组，能当上代表的人，不仅应在本派有较高威望，而且还应被对方接受。老四的代表是刘文煌，老团的代表是杨正来。刘文煌的情况前面已有介绍，不再重复。杨正来出身贫农，根红苗正，来自毛主席家乡，个子不高，力气很大，毛笔字很有功底，秀内惠中。在毕业典礼上，他作为全校3000多毕业生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情真意切，豪情满怀。毕业后杨正来回到老家湖南，在省建筑集团总公司工作，工作很出色，曾任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高0班比较特殊，有近1/3的同学属中间派，既没参加“老团”，又没参加“老四”，这部分同学推举我作代表，于是高0班是我和杨正来及刘文煌组成三人复课领导小组，和老师联系，安排复课事宜。对复课这件事，大家的观点和立场都一致，没有矛盾，即使有矛盾，三人也比二人好协调，我班的复课很顺利就开始了。“电工基础”课补上了“过渡过程”内容，还补了实验。“电子学”是新开课，在授课的同时还开了实验课。在上“电子学”这门课期间，在同学中掀起一股装半导体收音机的热潮。谢春的哥哥在酒仙桥774厂工作，在财力和技术上给弟弟支持，谢春在我班率先装出一部半导体收音机。当时大家的经济条件都很拮据，有实力买全零件的人不多。于是有门路的同学想办法到厂里，批发一批三极管或电阻、电容，回来后大家分，便宜多了。当时学校组织一次献血活动，对献了血的同学给20元钱，作为营养补助，我把这钱都买了收音机零件，装成了一个4管半导体收音机，收听效果还不错，还买了三合板，作了一个漂亮的盒子，回家时送给姐姐作了嫁妆。无线电系一位中学校友把他的一套电子管收音机零件借给我练手，我装好了一部电子管收音机还给他。我还把北京一位亲戚的电子管收音机给修好了，下厂期间还帮班组的工人师傅装过半导体收音机。班上同学还凑钱买个烙铁芯，自己动手装个电烙铁共用。后来索性每人装了一个。通过动手实践，大家对半导体收音机和电子管收音机有了设计、安装和调试的经验和教训，理论联系实际，所以对“电子学”这门课的理解就非常透彻。

后来和电机教研组的老师联系好了，要给我班新开“电机学”这门课，开课那天大家早早来到西主楼教室，左等右等老师也不来，我去电机教研组也找不到老师，正困惑间，忽听校园嘈杂，原来在旧电机馆爆发武斗了。1968年4月23日，清华的百日武斗从这天起拉开序幕，我们的复课也在这天终止了。

入学不久，全校召开迎新大会，由李寿慈副校长在大礼堂作报告，然后召开各系的迎新会，电机系的迎新会在西主楼3区218召开，由系主任章名涛教授主持。章名涛教授的名气很大，是当时清华仅有的10位一级教授之一。当年章名涛教授没有考上清华大学，发誓虽没当上清华的学生，将来一定要当上清华的教授。他后去英国留学，回来后果然当上了清华的教授，而且是一级教授。

1992年校庆，同时庆祝清华电机系成立60周年，电机系1951年毕业生，系友朱榕基总理写下一段祝辞，记述了他们入学时，系主任章名涛教授在迎新时讲的一段话，大意是：“你们来清华学习，既要学会如何为学，更要学会如何为人，要想学好为学，首先要学好为人，为学再好，为人不好，可能会成为害群之马。为学要严，严谨勤奋，严格认真，严师可出高徒：为人要正，正大光明，正直清廉，正已然后正人”。

班主任是电工学的梁毓厚老师，典型的广东人，个子不高，待同学很和善。辅导员是7字班的杨婉辉和侯明枢，后来8字班的万桂林也做过我班的辅导员，清华的辅导员体制非常成功，选拔高年级品学兼优的学生做低班的辅导员，侯明枢和我年级的男同学同住11号楼5层，他对大家的情况非常了解。后来这3位辅导员毕业后都分到哈尔滨的国有大企业工作，杨婉辉后来调回河南，在郑州大学电力学院任电力系统自动化专业教授，工作很出色。杨婉辉所在的发7班同学后来在深圳聚会，来深圳研究生院参观，我和杨婉辉聊起当年她在我班当辅导员的情况，很是亲切，她还记得我班同学的名字。我班首任团支部书记是姜毅，副书记是孙崇正，班长是崔德光。我做了班级的生活委员。

第一次班会开得别开生面，大家挤在11号楼的男生宿舍里，我就坐在架床的上层，那是自己的床位。这是高0班同学初次相识，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来自北京、江苏、上海和四川的同学较多。北京7人，上海4人，辽宁2人，河北2人，山东2人，江苏5人，安徽2人，四川3人，黑龙江、湖北、湖南、广东、福建、贵州各一人。还有一位同学是由于身体原因从高9转到我班，他老家在四川。主持人让每个人都用家乡话介绍自己的姓名和来自何处，非常有趣。来自广东、福建、安徽、湖南等地同学的介绍，我基本听不懂，我会后向刘文煌和谢春同学请教，算是学会了一句福建莆田话和一句广东梅县话。“嘎，副干南”——“我是福建人”“乃亥岗东妹贤嫩”——“我是广东梅县人”还有几个同学的自我介绍给人印象深刻，“山东王治本”，声音洪亮，底气很足，大有“山东好汉武二郎”的气概。于公濂介绍完自己，适时补充一句，欢迎大家去沈阳家里做客，显示出东北人的热情好客。轮到我自我介绍了，我刚说一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马上有人搭话“江上不能住人，应该说，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畔”。班上第一次联欢晚会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由班级文艺委员杨冀平主持，裴惠林的独唱，艺惊四座；杨冀平的苏州评弹，余音绕梁；叶良卫表演了小提琴独奏。

在清华学习，庆典和外事活动多，见中央首长的机会自然就多，可谓条件得天独厚。记得有一次“五一节”游园活动，我们在颐和园北宫门内的广场上，围个大圈，唱歌跳舞，只见一位首长走进圈内向大家问好，他长得身材魁梧，方脸庞，说话声音很洪亮，以为是陈毅元帅。后来才知道是叶剑英元帅。

有一次外事活动，学校组织大家进城，夹道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等了很长时间，终于见到一辆敞篷轿车缓缓驶来，西哈努克亲王站在中间，左边是周恩来总理，右边是刘少奇主席，大家欢呼雀跃，距离很近，看得很清楚。

有一个周日，班上几个同学结伴去香山玩，爬到半山腰遇一岔路口，人流沿右侧主路前行，我们想拐到左路，看看前方有何景色，忽被两位身材魁梧的年青人拦住，告之，此路不通，抬头一看，一个慈眉善目老者，柱个拐杖，正向这方张望，“啊，朱老总！”，不知谁低声惊叫一声。朱老总经常爬香山，游人偶遇朱老总，不算是稀罕事。

1964年国庆节，学校组织我们参加国庆游行，早早起来，到清华园火车站乘火车，西直门火车站下，列队步行到东单，静等国庆游行开始，大家都很激动，因为走到天安门就可以见到毛主席了。当游行队伍走到天安门时，大家欢呼雀跃，都想早点看到毛主席，毛主席的伟岸身材很容易辨认，可惜距离太远，看不清楚。西单有一处属于清华的院落，游行过后就在那里吃饭休息，晚上参加狂欢活动。清华和北大的位置很好，就在金水桥的南面，以中轴线为界，清华在东面，北大在西面。两校各围个大圆圈，跳集体舞，不时有国际友人加入进来，当烟花升空时，舞蹈就停下来，烟花爆响伴随阵阵欢呼，五彩缤纷的夜空，映亮了张张笑脸。

距离毛主席最近的一次，是在天安门广场聚会，声援刚果（布）人民的反帝斗争，清华的位置是在金水桥北，就在天安门的城楼下边，毛主席还探身向大家招手，看得很清楚。

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几次来清华作报告，记得有一次是在东操场给师生作报告，下着雨，总理执意不让工作人员为他撑伞，就在雨中讲话，同学们齐声高呼：“总理打伞”，场面极其感人。

文化大革命后期，有一次我班几位同学在大礼堂前草坪东侧，见一队人在清华园里参观，之中有刚解放不久的老干部。王之恂眼尖，认出了李先念，高喊一声“那是李先念！”，李先念听到了，高兴地向我们招手示意。

1965年我班在圆明园举行一次主题为“忆历史、不忘耻、展未来”的活动。我参与了这次活动的策划和组织。活动前收集了施滉、杨学成等清华英烈的事迹，活动地点选在长春园遗址内。清华大学校园有悠久历史，在康熙时就是皇家园林，康熙的三子胤祉在此居住，当时荷花池一带叫近春园，工字厅一带叫熙春园，都是圆明园的附属园，咸丰继位才改为清华园。清华园和圆明园紧挨着，出清华附中门就是圆明园东门，进东门就是长春园，大家所熟知的圆明园遗址的残墙断柱，就在长春园内。我们事先去踩点，活动地点就选在残墙断柱边。首先请普通话好又口齿清晰的北京女孩宫一棣和莫旸若朗读英烈事迹。他俩准备充分，朗读投入，声音洪亮，虽在旷野下，但大家听得很清楚。两段事迹很长，在旷野下大声朗读也很辛苦。我还有深刻印象，在阳光照射下，宫一棣额头已浸出细细汗珠，我适时提醒，不用全念，可挑主要段落念。最后杨婉辉辅导员给大家讲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罪恶历史。她也是做了充分准备，内容详实，充满激情。这次活动激起了大家“不忘国耻，发奋学习”的热情。活动后大家游览了圆明园，那时就是遗址，不是遗址公园，没有人管理，大家玩得很尽兴。此次活动很成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还留下一张我班的合影照片，是裴惠林和叶良卫拍摄的。我们班的合影照片很少，这张就显得倪足珍贵。

十三陵水库林场的工人介绍十三陵深处有一极佳景点，名曰沟崖，值得一游，并表示可作向导，带我们游玩。进山后景色越来越美，两山夹一沟，我们是沿一个山沟前行，有小溪潺潺流下，景色清幽，两边怪石林立，经常看到松鼠在眼前窜来窜去，敏捷顽皮，平添很多乐趣。我们沿羊肠小路，拾阶而上，路上见不到一个游人，只有我们一行人，一路欢声笑语。小宋介绍，若是雨季，溪水充沛，景色更为俊美。爬到山顶，见一道观，观内雕塑已被破坏，墙壁上的画像还在，颜色鲜艳。

这次游玩，大家推举吴元作负责人，负责这次活动的组织领导、对外联系，并主管财政大权。那时吴元就显示出卓越的领导和组织能力以及与人交往的能力。毕业后吴元分配到山西太原煤矿，从最底层（地平面以下）技术员做起，搞过很多技术革新，办过新技术培训班，后抽调到煤炭部，曾挂职锻炼作东北某国有煤矿的矿长，后又调到国家计委，负责过海外投资，后来又被派到国有特大型企业“神华集团”任副总裁，在神华集团总裁任上退休，退休后又被跨国大公司聘为高级顾问。吴元长得英俊潇洒，一表人才，有游泳运动员体型（是国家二级游泳运动员），戴副白边眼镜，文质彬彬。负责我班的541厂工宣队员金师傅说，在她的心目中，清华的学生都应该像吴元这个样。记得有一次，我和吴元躺在高压实验室附近的草地上，头枕双手，眼望蓝天白云，海阔天空神聊，具体聊的内容已记不得了，只记得聊得广泛、深入、透彻、畅快。

在1965年暑假之前，我们去位于昌平的第三工程兵学校，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学军锻炼。我们的学军活动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射击、刺杀、投弹、爆破、游泳等五大军事素养以及队列训练，此外，还有单兵战术、防化兵、战地救护、军事理论、演习、拉练等内容，比现在大学生的军训活动内容要丰富多了，现在新生一入学就进行军训，主要是队列训练。

野营拉练目的地是辛庄，一个有抗日经历的小山村。生产队大队长给我们讲述了当年日伪军包围了辛庄，他是如何突围的战斗经历。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要继承老八路光荣传统，重温军民鱼水情，在这里我学会了“盼来了老八路的接班人”这首歌曲。韩德威和邱思渝都属于对学习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对工作极端负责，追求完美类型，他俩虽然体质不强，但干活特卖力气。我们通力合作，一起用力时还哼着劳动号子，很是惬意。韩德威作班级第三任生活委员，兢兢业业为大家服务，深受好评。他有一次下乡劳动得了胃病，以后经常犯，到毕业也没痊愈，毕业后分配到山西长治电机厂。他的胃不适应北方的粗粮，后来调回老家安徽，在国有大型企业安庆石油化工总厂教培中心任主任。邱思渝一入学，还未分班时就和我住一个宿舍，而且是上下床。邱思渝虽然来自大城市上海，但为人谦虚谨慎、老实本分，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小邱”。毕业后他分配到河北邢台冶金部轧辊厂，在总工任上退休。临行时我们还精心准备了一台节目，慰问山区的父老乡亲。我和朱鹤年，精心编个“对口词”，歌颂辛庄的老民兵，自编自演，并作了认真排练。可能我们准备的节目太多，预演过后，我俩的“对口词”竟被砍掉了，留下点小遗憾。这台节目很成功，二排长的快板很精彩，裴惠林也充分展示了他的文艺才能。在拉练出发之前，指导员对我们提出两条要求：一是住在老乡家里，要象当年老八路一样，每天都要帮房东挑水、扫院，做到“缸满院净”；二是不能和农村姑娘谈恋爱，农村小伙子娶媳妇不容易，不能和他们争抢资源。对指导员提出的这两条要求，我们都做到了。

第一次学工是大二寒假前，是教学计划内的安排。学工地点是校内的机械厂，内容包括冷加工和热加工，冷加工内容有车、铣、刨、钻、磨，以及钳工，热加工内容有铸、锻、焊及热处理。学工训练也是真刀真枪，我们学工实习期间做出的东西就是机械厂生产的水泵上的部件。

冷加工训练中大部分时间是开车床以及钳工训练，热加工中铸造和锻压训练的时间较长。车工是冷加工的基础，我们一人开一台车床C618，一上来就加工真正的零件，是水泵上的核心部件—飞轮。

铸造训练是铸几个水泵飞轮的毛坯，就是我们车工训练中车削的零件的毛坯件，铸工训练从砂模做起，每道工序都要亲历亲为，最后浇铸铁水。我和裴惠林在后面的两次学工劳动中也都分到同一班组，很有缘分。裴惠林人很聪明，有文艺特长，为人随和，整天嘻嘻哈哈，在一起劳动，很是愉快。文化大革命中他参加了414的文艺社团—“5.2战团”，还是社团主力。在演出中见他在台上大段大段的台词背得倍儿熟，表现得游刃有余，我们当时住同一宿舍，平日里他不是嘻哈开玩笑，就是呼呼睡大觉，就没见过他背过台词，大家很纳闷，这么多节目，这么多台词，他咋就记得这么清楚呢？

在校内的学工劳动中高0班表现最突出的当属黄立培。他年龄小，长得也小，一张娃娃脸，若不特别说明，别人都会以为他是附中的学生。在各工种实习中，他都干得又快又好，心灵手巧，多次受到师傅的表扬。黄立培后来在电机系读了硕士，又去日本进修，日本的导师对他很赏识，动员他拿了博士学位，于是我班出了一位洋博士。黄立培作过电机教研室主任，电机系副主任，是电力电子方向教授、博导，科研上颇有建树，硕果累累，桃李芬芳。

第二次学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三忠于、四无限”最疯狂的年代，军宣队和工宣队带领我们到北京东郊热电厂劳动3个月，住在北京机械学院。

我和裴惠林被分到磨煤班，磨煤班的任务是负责把煤块磨成煤粉这个工序的所有设备的大修和日常维护，整天和煤粉打交道，经常灰头土脸。磨煤班有3位老师傅，其余都是年轻师傅，班长姓李，胖胖的，7级工，在工人中有很高威信，他对班组成员非常关心。

第3次学工是在石景山发电厂高井电站，时间有半年，临近毕业，印象最为深刻。有几位老师也跟我们一起下厂劳动，工宣队和军宣队也去了不少人。负责我们的军代表开始是老王。

小胖毕业后留校，在自动化系任教，做过系党委书记，后来调到北京工业大学任校党委书记，展现出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他在领导岗位上的出色表现和长期在我班担负主要领导的经历应该有一定关系。

吴光林毕业后分到陕西宝鸡，从地图上量，和四川很近了。他在宝鸡铁塔厂工作，后来做了厂长，因为铁塔是高电压输电线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吴光林的工作也算是专业对口了。

王之恂来自江苏常州，国学基础很好，喜唐诗宋词，喜练硬笔书法，称为老夫子还有另层意思：作学问很好，干体力活不行。

来自上海浦东的李福祺，做事认真负责、性格随和朴实，作班级伙食委员，工作任劳任怨，热心为大家服务，他虽然不是党团员，但在艰苦的劳动中能严格要求自己，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所以大家亲切称呼他为党外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李福祺毕业后留校工作，先在实验电厂作电气工程师，后来调回高压教研室，研究方向为高压领域的前沿热点问题—电力设备故障的在线监测。我班留校10人，没有转行，仍然坚守高电压领域的只剩李福祺和我俩人。

在整个大学学习期间，下乡劳动的次数很多，有时间较长的夏收、秋收劳动，也有时间较短的在学校周边农村的劳动，时间较长的有1-2周，时间短的是当天来回。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有两次，一次是平谷的夏收，一次是阳坊的夏收。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到平谷张各庄参加夏收，住在老乡家里，吃饭是轮流到各家吃派饭。劳动安排很紧张，起早摸黑，也很累。

我们所住的老乡家是个大家庭，腾出一个厢房给我们住，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成家，有了孩子，小儿子还没结婚，一大家人在一起，很和睦，其乐融融。小儿子叫张普修，个子不高，很结实，在生产队砖厂工作，负责和泥，使一根大铁棍，64斤，和鲁智深的铁禅杖一样重。他邀请我们去砖厂看过他的劳动情况，和泥过程中要用大铁棒反复敲打泥坯，铁棒越重，敲打出来的泥坯越致密，烧出来的砖质量就越好。和泥是力气活，负责这道工序的是两个年轻人，另一人铁棒的重量是50多斤，没有张普修的重，说到铁棒重量时，张普修很是得意。张普修的饭量很大，有一次一口气吃了8张大烙饼，张普修的的铁棒重量和一口气吃的大烙饼张数，好像是两项纪录，村里很多人都对这两个数据津津乐道。看来，能吃的人一定能干，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阳坊位于海淀区，是北京近郊区，相对较富裕。有东贯市和西贯市等村，据说村里有大石头，原来叫东贯石，西贯石，后来叫白了，成了东贯市和西贯市。阳坊是回民集聚区，社员多数是回族。1969年夏我们在工宣队带领下，到西贯市帮助生产队麦收。来之前工宣队反复交待民族政策，我们住在阳坊小学校，自己开伙，不去老乡家吃派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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