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大学生活

1964年我们幸运地考入清华，走到一起，成为高01这个集体的一员。虽然我们接受正规大学教育的时间不到2年，但我们学完了基础课，并学了部分专业基础课，为今后的学习、工作打下了深厚、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我们接受了清华校风、学风的熏陶，清华精神在我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让我们受益终身。1970年3月我们完成了5年半的大学本科教育，走向社会，天各一方，但我们不曾忘记高01这个集体，不曾忘怀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

在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岁月，我们有过热血澎湃，但我们守望良知，不曾疯狂；我们也曾困惑彷徨，但我们没有消沉，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我们不曾泯灭求知的欲望；在学工、学农、接受再教育的境遇下，我们不乏欢乐，不乏幽默，有了解国情、学习社会的收获，并以我们的青春和热情作出了真诚的奉献。

本文仅是对大学生活的片段回忆，只是记述了大学期间的体育活动、学习经历、课外活动、以及学军、学工、学农的趣闻。由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全凭回忆，难免有不准确、不详实之处，期望同学们能提出补充、修改意见。我现在虽不担负深圳研究生院的行政领导职务，但还未退休，作为教授仍在教学、科研一线奋斗，在学的研究生人数很多，依然很忙。因此很难抽出大段时间回顾往事，此文是抽点滴时间写就，很仓促，还有很多同学的趣事尚未写入，有待今后补充。文中提到一些同学，不乏调侃，有不恭之处，请求谅解。大家知道，我在班上不是笔杆子，属于笔钝口拙一类，敢写出此文，只是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作用，期待同学们的回忆录能陆续问世。

一、体育锻炼

二、学习生活

三、课外活动

四、学军

五、学工

六、学农

1．蔚然成风

2．竞走第三

3．打遍东区

4．系航海队

5．校冰上队

6．长跑活动

7．高0体育

1．名师荟萃

2．严谨勤奋

3．废寝忘食

4．较真

5．抬杠

6．复课夭折

1．初次相识

2．得天独厚

3．不忘国耻

4．沟崖探秘

1．难忘印象

2．军事素养

3．野营拉练

1．校内学工

车工钳工

铸造锻压

劳动模范

2．东郊热电厂

狂热年代

冻土刨坑

工人师傅

3．石景山发电厂

斗私批修

行胜于言

丢锹太原

劳动纪律

冻出大泡

腰肌劳损

外号起源

1．平谷夏收

龙口夺粮

房东一家

派饭攀比

2．阳坊夏收

东西贯市

背麦纪录

难忘记忆

清华大学有优良的体育锻炼传统，蔚然成风，代代相传。很多校友在回忆录里都津津乐道在校期间的体育锻炼趣闻，以及养成良好锻炼习惯并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体会。体育锻炼是大学生活的极其重要内容，我也深有同感，心得和趣闻很多，因此在我的“回忆大学生活”中将体育锻炼作为的第一部分内容。

清华的体育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每天到下午4点半，校园广播响起激昂的旋律，让人在教室里坐不住，就像听到冲锋号，催人冲向操场。这时操场上、校园里到处是运动的身影。我是1964年入学，当时学校的体育锻炼条件并不好，东大操场是简易的土操场，跑道是大家踩出来的，很多人在操场上跑圈，人满为患，九饭厅往南的马路上排球翻飞，走在路上不小心就会被球砸上。幸亏那时校园里的自行车很少，汽车更是罕见，马路排球对校园交通没有多大影响。单、双杠器械旁也挤满了人，要排队才能练上几下。在这样的条件下每人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简陋的条件档不住大家体育锻炼的热情。

学校建立了各类、各级别的体育队，满足大家不同的兴趣爱好。校级体育代表队的门槛很高，不是凭兴趣就可以加入的，系级的体育组织也很多，门槛不高，有兴趣就有机会加入。至于班级组织的体育活动，没有门槛，参加面就更广了。记得刚入学不久，系体育队招新，我报了射击队和航海队，没想到两个队都录取了我，按规定只能参加一个队，我很难取舍，同宿舍同学说我好动不好静，航海队更适合我，我觉得有道理，于是去了航海队。后来认识了我中学哈尔滨三中的学长赵希正，他是发6班的，比我高4届，当时是校花样滑冰队的队长，对我这个小学弟很关心，推荐我进了校冰上队。我后来由外围队员晋升为校冰上队的3线队员，可以到运动员食堂吃饭，成为校体育代表队的正式成员。我所在班级高0班酷爱篮球运动，曾打遍东区无敌手，我是班篮球队的5虎上将之一。一个人同时在校、系、班体育代表队兼职，也没有感觉忙不过来。冬天以滑冰为主，夏天以航海为主，篮球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打，此外我还喜欢长跑，我的体育锻炼是丰富多彩的，每天的运动量都很大，几年下来我的身体素质发生了很大变化，身高长了8cm多，入学时是1.71m，毕业时近1.80m了。入学时我已年近20周岁，是属于“23还窜一窜，25又补一补”晚发育类型，不过没有在清华的体育锻炼，恐怕也窜不起来。到毕业时体重也增加了30多斤，从一个文弱书生，成长为年级的壮汉，这主要应归功于清华浓郁的体育锻炼风气。在这样的环境里不想锻炼都难。实事求是地讲，我在体育上没有什么特长，是清华大学很普通的一个学生，不过有关体育锻炼的趣闻和体会确实也不少。

我是在我国最北的大城市哈尔滨上的小学和中学，属于身体发育晚类型，当时在班上年龄算中等，但身高属于小个子阵营，上初中时身高仅1.47米，上高中时身高才1.57米，高中入学时班里男生排队我是第二矮，比我矮的同学外号叫“小不点”，我比他高不了多少，有人送我外号叫“大不点”。由于个子小，体育上也没有特长，所以中、小学时从没有机会代表班级参加校运动会，记得高二时学校的男同学要组成一个手持红缨枪的方队参加国庆游行，我非常想参加，可惜被体育老师以身高不够为理由，从队伍中揪出来，我班落选的仅两人，另一个就是“小不点”。当时也爱打篮球，可惜连当板凳队员的资格都没有，从未代表班级参加过比赛，。从小学到高中，我一次校运会都没参加，更不用说拿名次为班级增光了，其实不是不想参加，而是没有实力参加。我是上高三才开始窜个儿，上大学时身高已超过1米7，成为班里大个儿阵营的一员，高0班里南方同学多，他们上学比北方同学早，高0班里有一半的同学年龄比我小两岁，还有两个比我小3岁的同学。我想南方和北方上学年龄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天气，东北的冬季经常下雪，一年级的小孩也得自己走路上学，那时没有家长送，年纪太小自己走不了，所以必须满7周岁学校才收。

上大学后，在班里我有地位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感觉，从受人照顾的小弟弟，变为应该照顾别人的大哥哥。对于运动会这样的事情，我感觉应该挺身而出挑大梁了。1965年校运会我积极报名参加了，不仅是代表班级，而且代表电机系。当时选了一个冷门--3000米竞走。原以为很简单，不就是走嘛，人人都会，练起来才知道，竞走的技术含量是很高的，走3000米比跑3000米还累，跑起来有腾空阶段，腿部肌肉可以瞬间放松，走起来腿部肌肉始终是紧张的。高0班报这个项目的还有来自武汉的詹必川同学，我俩代表电机系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詹必川身体很结实，是学校游泳队的成员，曾代表学校参加昆明湖的武装泅渡比赛，他在中途还帮体力不支的队友背枪，是背负两条步枪游到终点。他很聪明，也很健谈，毕业后表现出很强的业务能力和管理能力，曾任武汉市电力局局长、湖北省电力局副总工程师，是我班为数不多的在电力部门工作的同学，毕业后我们俩见面的机会比较多，还聊起过一起参加竞走比赛的趣事。为参加比赛我们俩在高年级同学指导下练习好多次，我和詹必川实力相当，他的爆发力比我好，头几圈总是他走在我的前面，我的耐力比他好，后几圈我会走在他的前面。正式比赛的那天，天气很好，检录后夏翔教授亲自到现场给参加比赛的运动员讲解比赛规则。夏翔教授在体育界的威望很高，曾任全国田径运动会的总裁判长。在清华夏翔教授是资历仅次于马约翰的体育界老前辈，老教授亲自到比赛现场讲解比赛规则，让我们很感动。比赛枪响，大家一窝蜂冲出去，詹必川仍旧是走在我前面，两圈过后我追上他并肩前行时，他告诉我已被警告一次，警告两次就会被罚下，我提醒他不要着急，陪他走了一段距离后，我开始发挥耐力好的优势，对前面的运动员一个又一个地超越，最后我的前面只剩下两个人，我觉得和第二名的距离正在逐渐缩短，很有可能超过他，正在得意的时候，一个人骑自行车举个小红旗赶上我，对我警告一次，我问原因，回答道我的动作不规范，问哪里不规范？他也说不清，这时发现詹必川已被罚下，正在场边提醒我要小心，我不敢再加速，稳住步伐，没能赶上第2名，也没让后面的人超过我，获得了第3名。走过终点线后班里很多同学跑来向我祝贺，高扬同学还和我来个拥抱，比赛过程中班里很多同学在现场给我加油助威，很受鼓舞，班里的4位女同学，杨冀平、宫一棣、林佳乐和莫旸若，站在一起，齐声高呼：“关志成加油”，每当我走到她们所在东南角弯道处，一定会加油，加速前进一段距离，在这个位置我超越的人最多。班上男同学很多人在场边为我呐喊助威，有的为我加油鼓劲，有的作技术指导，记得最后一圈时，周宝瑄对我大喊：“稳住脚步别着急，匀速走到终点就是胜利，后面的离你很远，追不上你”。我是第一次在校运会上拿名次，自然很兴奋，下来后发现班上的同学都很开心，还有其他班的同学也满面春风地向我祝贺。虽然是我一个人在操场上快步疾行，然而能感受到，是集体的力量，激励我克服困难，奋勇向前。取得了成绩，是集体的喜悦，大家的光荣，这就是体育的魅力吧。当天在11号楼前面临时放块黑板，写下当天的电机系战报，我上了光荣榜。过了几天拿到了学校发的奖品，是一个硬皮的32开笔记本，第一页上贴个扉页，上写“关志成同学在清华大学第14届田径运动会获得3000米竞走第3名。”这是我从上小学开始在校运会上取得的第一个名次，因此倍感珍惜，这个笔记本我保存了很长时间。后来了解到获得第1、2名的同学都是校田径队竞走组的队员，按业余选手算我是第一名，后来校田径队动员我参加竞走队，我因为已是校冰上队成员，婉言谢绝了。大家都感到很奇怪，我从没练过竞走，怎么会取得第三名？仔细想想，这还是有原因的。上初中时，家离学校很远，一般要走半小时，我每天上学、放学都快步走，瞄准前面一个走得快的人，一定要超过他，天天如此，既练了速度，又练了耐力，练就一副铁脚板。

高0班34个人，男同学有30人，刚入学不久，班主任梁毓厚老师邀我班同学和他所在电工学教研组的老师来场篮球友谊赛，梁老师是广东人，个子不高，但动作灵活，技术很好，老师中也有个子很高的，老师们的技术娴熟，配合很好，显然是经常在一起打球，我们刚入学不久，彼此也不熟悉，全凭体力好，才能和老师们周旋。我当时上场了，还盖了班主任老师一个“大帽”，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真不懂事，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对老师一点都不懂得谦让。那场比赛的胜负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比赛结束后梁老师还表扬我说：“你打得很好”。这场比赛不仅联络了师生感情，更激起我班同学打篮球的兴趣。这场比赛对我班篮球的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班里喜欢打篮球的人越来越多，水平也不断提高，后来在电0年级篮球联赛中取得第一名，打出了威风，大家对篮球更喜欢了，形成了良性循环。电机系0字班有6个班，其他5个班不服气，组成个联队向我班挑战，可惜还是输了。后来企02班向我班下战书，条件是我班叶良卫、吴元、王钢、向正举、詹必川5人不能上。我班听后窃喜，因为詹必川篮球水平很低，在我班连板凳队员都算不上，企02一定是把赵去非和詹必川两人搞混了，两个人的身高体型真有点像，这相当我班只有4个主力不能上。企02班把我这个主力给忽略了让我有点郁闷，心想比赛中一定打出水平让你们后悔没点我的名。我带领我班2线队员和企02班开战，比赛结果让对手郁闷，我班2队以比分超过对手一倍的成绩，大获全胜。此战过后，大家对我班篮球的整体实力心服口服。这件趣事过后，詹必川练习篮球的积极性大为高涨，被错当主力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高0班篮球队的首发阵容有叶良卫、吴元、王钢、向正举和我。叶良卫是我班体育素质最好的，是校游泳队成员，田径100米和400米的成绩都不错，乒乓球也打得很好，位置是大前锋或中锋，快攻能力突出；吴元也是校游泳队成员，攻防技术全面，中投很准，位置是得分后卫；向正举是组织后卫，运球技术好，也能突破上篮，打球很机灵，经常能传出好球；王钢和我属于后起之秀，后来才成为班队主力，刚入学时王钢的个子不高，技术也不突出，他是我班体育锻炼最勤奋的人之一，身体素质和体育竞技能力都提高很快，他身高、体重的净增加值比我还多，他打小前锋位置，投篮很准，也有突破上篮能力；我的位置是中锋或大前锋，我的特长是抢篮板，主要得分手段是抢下前场篮板球，二次进攻。这5人被称为我班篮球队的5虎上将。此外，我班篮球技术比较突出的还有赵去非，他反应敏捷，断球能力突出，被称为东区抢断第一人；裴惠林的篮球基础很好，0度角位置投篮很准，对我和王钢篮球水平的提高给过不少帮助；后来因个子偏矮，退出首发阵营。王治本、姜毅、杨志军、高扬、刘文煌、吴光林、杨正来、韩德威、朱鹤年、范全义等人也都是班里的篮球好手。王之恂也爱打篮球，他的特点是，到前场就扬臂要球，只要得到球，举手就投。我已有经验，只要他得球，我要立即冲到篮下，占据有利位置准备抢篮板。实事求是地讲，我班没有篮球大腕，没有明星，更没有校篮球代表队成员，连外围队员也没有，比赛能取得好成绩的原因主要是能上场的人多，平时篮球打得多，配合熟练，再有就是拼劲足，防守严密。

文化大革命中清华是重灾区，停课闹革命，但体育锻炼没有停，每天下午体育锻炼的传统大家还是坚持下来了。工宣队、军宣队中也不乏篮球爱好者，北京卫戍区的王连长、541厂的李师傅经常和我们在篮球场上打成一片，在篮球场上他们都很随和，没有架子，跟我们的关系很融洽。在篮球场上没有领导者和受教育者的差别，大家是平等的，如果领导者竞技状态不佳，也会被受教育者强行换下。

当时清华的学生宿舍楼不多，1-4号楼属西区，5-12号楼属东区，大部分学生都住在东区。篮球是竞技性很强的体育项目，光是自己打着玩不过瘾，总想找强手赛一场。我班在电机系已寻不到对手，开始把目光转向系外，在篮球场上发现哪个班篮球打得不错，不管认识不认识，主动约上一场球赛，一般都不会拒绝，也不记得打过几场比赛了，只记得未尝败绩，“打遍东区无敌手”是我们那段时间里最美好的记忆。

后来我们下厂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在东郊热电厂劳动3个月，在石景山发电厂劳动半年，下厂期间和厂篮球队比赛过几次，厂篮球队的成员有的曾是篮球专业队队员，水平肯定在我们业余队之上，但我们不畏强手，敢打敢拼，比赛互有胜负。记得在高井电站灯光球场，我们和厂队的比赛有个令人惊喜的开局，我在对方两位高大专业队员面前，以不规范的动作连进两球，吸引对方球员对我进行了重点盯防，为其他队员创造出进攻机会。下来后电01班的主力中锋高林拍着肩膀对我说，“你那两个球是怎么进的？太不可思议了！”能和受过专业训练的队员过招，也是令人兴奋的一件事。

北京是内陆城市，离海很远，所谓“航海”实际是“航昆明湖”。航海队的训练内容分水上和陆上两部分，水上训练是去昆明湖划舢板，陆上训练的内容很多，有体能训练、军体训练，还有专业性很强的内容，如抛缆绳、打绳结等。我最喜欢的是水上训练，每周5下午没有课，用一下午的时间进行水上训练，航海队成员在11号楼前集合，列队步行出西门去颐和园，走到颐和园南门（铜牛附近），大约需时40分钟，训练完毕再原路走回来，今天看来，来回走这么一趟，运动量也可以了，然而当时对我们来说，走路是小菜一碟，水上训练那个累，让人刻骨铭心。训练用船是海军用舢板，一船7个人，6个浆手，一个舵手。桨手每人双手握一支大桨，划桨要听舵手指挥，6个人必须整齐划一，同时入水，同时出水，用力大小也得一致，谁也不能偷懒。划桨主要用腹肌力量，每训练一次，腰腹肌都会痛上好几天。吃苦头的身体部位还有臀部，划舢板时不能平坐在座位上，要坐在座位木板的前沿棱上，这样才能用上力，人和船的接触面仅是一条线，桨手和舢板之间力的传递仅靠这条线，可想而知，臀部和木板棱之间的作用力会有多大，刚开始时每次训练屁股都要磨破，疼痛难忍。除划桨外，还学习过使帆，就是学习如何根据风向，改变帆的方位，利用风力行船。改变船的方向不用桨，用桨手的身体控制，大家在舵手指挥下，同时歪向船的某一边，使船的重心改变，船头方向就变了。学会使帆，一方面要弄清原理，更主要是靠经验，很不容易掌握。学校在西体育馆南侧修个圆形水池，弄个简易划桨设备，可模拟划舢板训练，我们也用过该设施进行过训练，在湖上训练时，船是滑行的，在水池中划桨，船是不动的，要比在湖中划桨吃力得多。在昆明湖中训练也存在一些风险，一是不能撞上游船，我们是在后湖训练，游船较少，但不能大意。有一次在比赛过程中，我系的舢板由于躲避游船，影响了速度和航线，与冠军失之交臂。另一是避免落水，落水的事很少发生在新手身上，在行家老手身上倒时有意外发生，可能是艺高人胆大吧。有一次我系航海队队长，8字班的潘锦成在船上正为大家讲解要领时，不小心翻落水中，当时已是深秋，水温很低，他浑身湿透，跑到湖边值班员房间烤火，很是狼狈。大家匀些衣服给他穿，才能回校，记得我的外裤给了队长穿，我只穿件棉毛内裤走回学校的。我系女子航海队的舵手也有训练时落水的趣闻。那时从西门到颐和园这条路很僻静，路不宽，汽车也很少，校河出西门后和这条路并行，那时水很清，河边有垂柳，每次出西门都会遇上一个老农赶鸭子从圆明园到河边放牧，老农个子不高，戴顶破草帽，肩上扛个竹竿，我们训练归来，也正是他赶鸭子回家的时候，鸭子过马路时排一列纵队，一摇一摆，很是整齐。两支队伍相遇，总是我们停下来，给鸭子交通优先权，目送鸭子纵队穿过马路后，我们才继续前行。陆上训练也很有意思，抛缆绳既需技术，又需力气，缆绳很粗，头部还有一个圆形重物，首先要把缆绳一圈压一圈码放好，下面圈大，越往上圈越小，抛缆绳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双手端起码放好的缆绳，像抛链球一样，身体先旋转起来，再用力将缆绳抛出，掌握好出手的方向很重要，方向和力度是一对矛盾，掌握得恰到好处不太容易。另一种方法是握紧缆绳头，把头部的重物抡起来，速度达最高时松手，让重物带着缆绳飞出去，这种方法更像抛链球，只是不用身体旋转。打绳结是很有实用价值的技术，用绳子拴系不同的物体，系法是不同的，共同点是要越拉越紧，解开又要很容易，一般只需扯一下绳子头，就可以解开，很有学问。打绳结不仅要求准确，而且要求速度，打绳结也是比赛的一项内容，在准确的前提下，速度快者优胜。我们学习的绳结方法有很多种，我至今还记得单套结的系法，在日常生活中能经常用到。

军体训练分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集体项目是背着步枪长跑，记得有一次比赛，从西门沿圆明园东路跑到体育学院，再折跑回来，只计每队最后面一人的成绩，考核的是集体的战斗力，在跑的过程中大家互相鼓励，电01班郭忠贤脚上打泡，落到后边，始终有高班同学陪着跑，沿途还有很多航海队队员带跑助威，电机系取得了好成绩，郭忠贤也受到表扬。毕业40周年年级聚会，在圆明园餐馆聚餐时我和郭忠贤还一起回忆在这条路上训练、比赛的情景。圆明园东路现在很繁华，那时很偏僻，我们从西门跑到体育学院再跑回来，路上遇不到一辆车。个人项目是背着枪和手榴弹400米障碍跑，途中还要投弹，对体能要求极高。

航海队体能训练的运动量很大，准备活动就要跑3000米，重点练腹肌、臂力和耐力，经常在气象台的小山坡上进行爆发力和耐力训练，高速跑上小山坡，再慢跑下来，不停顿再高速跑上去，循环往复十几组。通过在航海队的训练，我的体能、力量、耐力有了很大提高。我班参加航海队活动的还有范全义、刘文煌等同学，范全义来自河北满城，长得人高马大，入学时是我班第一高度，外号“范大个”，为人淳朴宽厚，真诚和善，人缘很好，在去颐和园锻炼的路途中我俩经常并肩前行，我俩住同宿舍时共用一个抽屉，由于性情相投，关系亲密。范全义接我作过班级生活委员，后来又接我作了班级副班长。毕业后老范留校，在自动化系任教，专业方向是过程自动化，他是双肩挑干部，长期兼任党政工作，曾做自动化系党委副书记相当长时间。老范还记得，在颐和园水上训练间歇我们曾登岛拜谒“龙王庙”，庙门有一幅楹联是：“云归大海龙千丈，雪满长空鹤一群”。刘文煌来自福建莆田田径之乡，长得英俊壮实，虎背蜂腰，肌肉发达，尤其是腿部肌肉，令人羡慕。“刘文煌的腿，崔德光的嘴”是高0班的两件宝。据说我校自行车队教练看上这双腿，曾积极动员他参加校自行车队，由于刘文煌已参加校田径队跳组，未能挖动跳巢，甚感遗憾。毕业前我和刘文煌住同宿舍，而且是上下床，刘文煌为人正直随和，乐以助人，我俩无话不谈，关系亲密，毕业前我俩还专程去五道口照张合影留念。2002年学校派我来深圳研究生院工作，2004年刘文煌卸任清华自动化系党委书记，我动员他也来深圳研究生院工作，我任院长，他任书记，老同学又能在一起共事，很是愉快。

航海队的训练是开放的，经常有人围观或参与，我班黄学光就是积极参与者之一，他虽不是航海队正式成员，但对航海队的活动很感兴趣，记得我们在进行打绳结训练时，他在旁“掺合”，居然看会了，也跑进场内，拿起绳子跟着我们一道练习，竟对此产生浓厚兴趣，课余时间还和我探讨打绳结的技巧。黄学光来自四川，个子不高，身体很结实，为人热情，兴趣广泛，喜欢参与，说话嗓门很高，常爱发表高见，航海队的活动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黄学光毕业后分配到晋东南矿务局，工作表现出色，后来受到重用，作了该矿务局的局长，不知他工作后是否用上了打绳结的技巧。

航海队的组织架构是队长下面各年级设个召集人，协助队长组织训练。我由于训练刻苦，入队一年后被任命为我年级的召集人，有时带领大家操练。在航海队的训练生活中结识了不少性格开朗豪爽的师兄、师姐，他们对我这个小弟弟很关照。可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切活动都得给大革命让路，航海队的训练也被迫停止了，非常遗憾，我很怀念系航海队这个集体和训练生活。

哈尔滨的冬季很长，学校的操场泼上水就变成了溜冰场，冬季里的体育课就是滑冰。凡是在黑龙江大城市读中学的都有一点滑冰的基础，滑冰水平高的大多自己有冰鞋，我的家境一般，买不起冰鞋，滑冰水平自然一般。我能有幸成为校冰上队的一员，要感谢中学校友赵希正的提携，赵希正比我高4届，是电机系6字班学生，时任校花样队队长，他身高1.85米以上，对花样滑冰而言，高个子并不是优势，但赵希正很有体育天赋，通过刻苦训练，克服了身材太高的不足，达到很高境界，曾获北京高校花样滑冰冠军。他的哥哥赵希人，是清华自控系4字班学生，我入学时他已毕业，他的花样滑冰水平更是了得，曾获全国花样滑冰冠军，是文化大革命前清华学生中仅有的10个运动健将之一。赵希正看我身体基础还可以，尚可造就，动员我参加了冰上队，并给了我很多指导和帮助。赵希正在冰上队的威望很高，显示出很高的组织和领导工作能力。他毕业后回到黑龙江，从基层工作干起，一步一个脚印，曾任黑龙江电力局局长、东北电管局局长，后来当上国家电力部副部长，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很多人认为，他工作中取得的成就和代表队期间的工作锻炼有很大关系。

北京的冬季短，11月末才会结冰，荷花池到了冬季就成了溜冰场，我们上学时清华冬季的体育课也是滑冰课，溜冰场就是荷花池，入冬后要把荷花残茎铲掉，冰面上再浇水，结冰后就成溜冰场了。这个溜冰场很大，在这个冰场上溜冰时才弄明白，为什么和荒岛联通的唯一的桥是拱形桥。这不仅是为美观，更重要的是，滑冰时不用低头就可穿过桥底，无障碍围绕荒岛滑圈，体育教研组给提供的是花样冰刀，我们在中学上滑冰课时提供的是速滑刀，对初学者来说，花样刀更容易学。工字厅后的“水木清华”池塘也是溜冰场，曾在这里举行过北京高校冰球比赛。北京冬季的气温不是很低，因此冰层不厚，冻结实了才能滑，实际的上冰时间不到两个月。不过60年代的北京确实比现在冷，现在荷花池能上冰的时间更短了，清华的滑冰课也取消了。那时清华北门外是稻田，11月中旬稻田就结了冰，冰上队就到稻田的冰面上进行上冰训练。争取多一点的上冰时间。虽然当时的冰上训练条件很不好，但清华冰上队的水平还是很高的，是北京高校的绝对冠军。记得1965年北京高校的冬季运动会的赛场是北京大学的未名湖，当时很多主力队员都去农村参加“四清”了，以年轻队员为主的清华冰上队仍以较大优势拿了冠军，清华女子花样队还以庞大阵容表演了冰上舞蹈。清华和北大还联合表演过冰上舞蹈“白毛女”，参加表演的队员中，还有“有情人，终成眷属”，只可惜“喜儿”没有嫁给“大春”，嫁给了“黄世仁”，成为冰上队的趣谈。我刚进冰上队时练的是花样滑冰，由于基础太差，人又开始往横里长，学打冰球更合适，于是该行去了冰球队。后来也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冰上队的训练也终止了。冰上队的训练上冰时间很少，主要是陆上训练，陆上训练的内容很丰富，有力量训练，主要练腿部肌肉，还有技术训练，球类活动也很多，也鼓励队员在非上冰季节参加别的队训练，花样队的女队员，有的参加了体操队，有的参加了舞蹈队。我在冰上队里水平算差的，然而在我系年级里的滑冰水平还是很突出的，记得在滑冰课上还能给大家当个小辅导老师，也能给大家滑个前8字、后8字，还能表演几个旋转、跳跃，吸引一帮同学跟着我，有的要我再露一手，有的要我教几招。

长跑不受场地限制，是最好开展的运动，除了上述的体育活动外，我最喜爱的体育项目就是长跑了。1500米跑是体育课测验的项目，在入学不久的一次测验中，我在班上跑个第一名，我还记得成绩是5分27秒。在航海队的体能训练上，每次长跑我也能跑在前面。越是成绩好的项目，越喜欢练，我后来养成了晨练的习惯，每天早上都会跑上几圈。工宣队进校以后，能坚持晨练的人越来越少了，我班坚持最好的是王钢和谢春，我很佩服他俩晨练的毅力。王钢喜欢长跑，后来他参加了系中长跑队，水平大有提高，成绩超过了我，成为我班跑得最快的长跑好手。王钢毕业后分配到云南大理，后来去了河南平顶山高压开关厂，从工程师做起，直至担任该厂总工程师，现在虽退居二线，仍担负重要工作。我俩都是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的理事，毕业后还能经常在一起开会，有机会在一起回顾在清华锻炼的趣闻以及交流现时坚持锻炼的情况。他毕业后仍坚持长跑锻炼，体质一直很好，篮球水平也大有提高。谢春喜欢练双杠，在双杠上摆动倒立很有水平，谢春的晨练是先绕操场跑两圈，再在单杠上做20次引体向上，然后做双杠，作摆体扩胸以及双杠倒立，主要是练上肢力量。谢春毕业后分配到海南，在海口工作13年，后来去了深圳、在布吉宝电厂设计音响，后回佛山在电视机厂搞电路设计。现已退休，但仍在电视大学兼职教计算机类课程，如网站设计、动漫制作等，自学成才。我班毕业40年欢聚，在参观鸟巢时他还表演一下倒立行进，给同学一个惊喜，博得一片掌声。我那时虽也喜欢晨练，但毅力不足，有时给自己找个理由就睡懒觉了。我担心早上起不来，就跟王钢约定，每天他起来后一定叫我，我俩一起出去跑步，那段时期里王钢确能做到每天叫我，我俩一起跑步，坚持得很好，记得外面下着大雪，我们也不间断锻炼，踏雪跑步，别有一番情趣。

长跑的习惯我坚持了很久，读研究生时期，每天下午我都要跑一大圈，路线是出清华附中门，进圆明园东门，横穿圆明园，从东宫门出来，进清华西门，再跑回宿舍1号楼，没测量过这一圈有多长，估计5000米不止。研究生毕业后，我还坚持长跑，和住在平斋的邻居土木系的李永德一起跑，李永德身体素质极好，坚持冬泳，网球也打得好。我们每天都要在西大操场上跑10圈。每天一起锻炼的还有清华附小的李老师，炊事员小李，以及校办厂的几位师傅。每年冬天清华都要举行环校园越野跑，参加人很多，分几个年龄组。每组都有上百人，我每次都参加，每次都能跑进前20名，最好的一次取得第5名。本科阶段学校也举行过越野长跑比赛，记得有一次是在清华校园里跑大圈，我当天竞技状态很一般，临近终点时，高0班不少同学高喊加油，班上的几个女同学也在，我备受鼓舞，来个冲刺，连超5、6个人，获得第14名，王钢的成绩比我好，第11名。我班另一位长跑好手王治本也进了前20名。

高0班体育爱好者众多，体育锻炼风气浓厚，体育锻炼的趣闻也有很多。大家通过体育锻炼也获益良多。清华很重视校体育代表队，当然体育代表队也为学校争得很多荣誉，当时清华的田径队、篮球队、游泳队、冰上队等等，都是高校的绝对冠军，校篮球队经常和专业队打比赛，我就在校园里就欣赏过清华男篮和北京青年队、福建青年队的比赛。清华更重视群众性体育运动，更关心全民体育素质的提高。体育课老师对班级的体育活动很关心，负责我班的体育老师是校游泳队教练、印尼归国华侨，他曾来宿舍检查我们的生活和锻炼情况，并对宿舍里灯的高度提出改进意见。体育老师也给大家布置课外作业，例如，在规定时间里要跑完多长距离是有指标的，还举行过从北京跑到河内的长跑活动，每天做几组引体向上也是必须完成的。高0班同学是成帮结伙去锻炼，引体向上互相数数，不能弄虚作假。大家互相帮助，互相激励，水平普遍提高，开始时作引体向上一次只能拉起几次，后来多数同学每次都能引体20余次。早上起床铃响过，大家做的第一件事是数自己的脉搏。每人先按好脉搏，有手表的同学喊一声开始，大家计数，一分钟后喊停，大家互报自己的脉搏数，还有人记录。通过锻炼，大家早上的脉搏数都会慢下来，很多人达到每分钟50次左右。入学3个月后又秤一次体重，大多数人体重都增加，我长了8斤，不算多的，还有人长了十几斤。体重增加不仅和锻炼有关，还和食堂的伙食有关。那时的伙食费每人每月15块5毛，中午一份菜是2毛钱，有土豆烧猪肉，粉条炖猪肉，回锅肉等，可任选一份。晚上是一毛钱一份，白菜肉末、粉丝肉末等。我给家写信说，感觉每天都是在过年。因为那时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刚过，在家里是过年才能吃上肉。

从入学到毕业，我班不少同学都窜个儿了。变化最大的是黄立培，入学时个子很小，像个小学生，有人说，小黄立的身高由√2长到√3，这么说有点夸张，身高净增20cm应是保守估计。王钢、韩德威、朱鹤年的身高都净增10cm不止，我长了8cm，不算变化大的。由于我班锻炼风气好，通过锻炼，竞技水平普遍有提高，新生运动会是我班代表电机系参加校穿梭接力比赛，刚开始我班一直领先，很可惜由于唐元时和刘文煌交接时掉棒，与冠军失之交臂。高0班有几位同学有体育特长，陆续在某方面显示才华，成为了校体育代表队成员。我记得有：

校田径队：莫旸若（中长跑）、裴惠林（短跨）、刘文煌（跳远）、赵去非（全能）

校游泳队：吴元（国家二级运动员）、叶良卫（国家二级运动员）、詹必川

参加系体育代表队的人也很多，记不全了，在此不一一叙述，有待大家补充。莫旸若在新生运动会上获得女子400米跑第一名，跑起来英姿飒爽，技压群芳。

班上身体不太好的同学也有，主要是神经衰弱和消化系统的慢性病，这些同学也都找到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例如闻学勤，他因身体原因从高9转到我班，他坚持做气功，通常是一个人找个僻静处，闭目站桩。有一次他到高压实验室附近站桩，那时高压实验室很偏僻，周围有小树林，杂草丛生，那次他练功结束，猛睁眼一瞧，一条花蛇正昂首吐舌向他示威，他大吃一惊，小心退后，逃之夭夭。回来向我们讲述这段遇蛇经历时，还心有余悸。其实，60年代时清华园里的蛇很多，还有刺猬，我们在一教、阶梯教室附近都发现过刺猬。企0同学曾在宿舍里养过刺猬和蛇。现在清华园里能见到松鼠，那是人们后来放养的，但蛇和刺猬在清华园里已很难看到，有可能在清华园里物种消失了。

从1964年9月入学到1966年6月，因文化大革命停课，我们这届学生的正规学习生活只有1年8个月，时间虽短，但也实实在在受到了清华严谨学风的熏陶，打下扎实的基础，养成良好的学习风气，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事情。

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主要上基础课和部分专业基础课，有数学、物理、化学、画法几何及工程画、工程力学、电工基础、外语、政治课等。当时的学制是6年，比别的学校要多一年，基础课的安排要厚重一些。课程安排有大课、小课、实验课，大课主要讲基本概念，小课是讨论课，有小课老师带领作习题，并对重点、难点问题展开讨论。实验课内容很丰富，不仅可培养动手能力，而且可以加深对核心问题的理解。实验课的要求很高，必须做好预习，老师在实验前会提问检查，没有作预习，不允许做实验。此外，还有答疑和质疑环节，每门课都有固定时间、固定地点的答疑安排，老师还可随机叫上几位同学，出几道题，小考一下（不记成绩），了解同学对该门课的接受情况。

上大课的教师都是资历深、教学效果好的老师，上小课和试验课的老师大多是青年教师，当然也有老教师除了上大课外，也兼一门小课，以便深入了解大课的教学效果。有几位授课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时间已过40余年，但老师的音貌风姿仍历历在目。讲大一高等数学的是盛祥耀老师，他是清华水利系毕业，留校作了基础课教师。讲基础课的老师很多出身于清华。盛老师讲课条理清晰，重点突出，声音洪亮，板书工整，往往讲完最后一句话，下课铃声响了，把枯燥的数学课讲得出神入化。电机系和热能系的大一学生共上这门课，300多人把西区阶梯教室挤得满满当当，来晚了只能坐后排，每次上课我都要早早赶来，抢占个前排理想位置。70年代盛老师给我们这些留校的青年教师开过“线性代数”，他讲课不拿讲稿，把推导过程中很多矩阵内的数字都能背下来，惊人的记忆力令我们好生羡慕。大二的高等数学大课是对电机系单独开设，地点在新水利馆，由李欧教授讲授，他是数学教研组资历最老的教师之一，数学根底深厚，水平很高，讲课效果也非常好。

高等化学的授课老师姓廖，瘦瘦高高，南方口音很重，讲课慢条斯理，字字珠玑。化学课在校园西边的化学馆上，上一节课的地点是东边的系馆，课间换教室很紧张，那时有自行车的同学很少，要急冲冲赶路，甚至要一路小跑才不会迟到。

讲物理大课给我深刻印象的是董文达老师，他讲课概念清晰，语言生动，授课效果很好，而且非常负责。我记得有天晚上他找几位同学质疑，我有幸被抽上，记得还有姜毅和林磊，董老师出了几道题让我们做，针对我们的解题思路，展开深入讨论，对学生极其和善。记得有道题我是用库伦定律求解的，那时高斯定理还没讲，林磊就会熟练用高斯定理求解了。讨论中得知，林磊所在中学就教了高中生大学物理才会讲的高斯定理，我对当时上海中学的教学水平留下深刻印象。

对政治课教师李润海的党史课也印象深刻，虽然他给我们讲课次数不多。他的口才极佳，把严肃的党史课讲得精彩纷呈，同学们听得如醉如痴。

电工基础课的授课教师是王先冲，他是该教研组资历最深的教师之一，曾在西南联大学习过，参加过地下党活动，清华解放时当过军代表，还曾到苏联留过学。老先生讲课富有激情，讲起课来眉飞色舞，经常提出一个问题，然后把头一低，瞪起眼睛，通过眼镜上方，盯着大家，静等回答。王老师还给我们班上习题课，讲课过程中经常来点花絮，例如，“当年全校一百多人参加考试，及格的只有两人，一个是何东昌，另一个就是我”。讲一线一地时很得意地告诉大家，“当年我搞地下工作时在地下室印传单，就是只引一根火线进来，另一端直接插进地下”。

大一讲数学小课的是一位北大数学系刚毕业的青年教师，他有两句口头禅，一句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另一句是“慢就是快”。我觉得后一句特符合辩证法，不仅作数学题是这样，干其他事情也是这样，打好基础，练好基本功最重要，不能急于求成。认准方向，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都要踩实了，刚开始慢，后来就会越走越快，熟能生巧，巧能升华。如果急于求成，可能会弄巧成拙。基础没打牢，可能要推倒重来，刚开始方向没搞对，走得再快，也要走回头路。

教我们工程力学的是付正泰老师，后来付老师作了北京联合大学的校长。

化学实验课和物理实验课我也很喜欢上，我高中时参加过化学课外活动小组，对化学试验的基本操作方法受到过中学老师的严格训练，基本功扎实，并因此受到过化学实验课老师表扬。带物理实验的是一位年轻女老师，和蔼可亲，正式上课之前她请全班同学去实验室，介绍这门课的内容和要求，我因有事来晚了，她对我一个人把主要内容重复一遍，很令我感动。她能叫得出班上大多数同学的名字，做完规定的实验后，有时我提出作一点额外的试验内容，总能得到老师的大力支持。

清华的学风是“严谨、勤奋、求实、创新”，这是我们毕业后才总结归纳出来的。在我们一年另8个月的学习中，对学风中的“严谨勤奋”四个字，有切身体会。我不是很用功的学生，由于喜爱体育运动，每天都要锻炼，另外一直担任班级干部，曾做过生活委员、副班长、团支部宣委，社会工作要占用不少时间，还有我的爱好比较广泛，周6的广场电影是必看的，大礼堂的电影也是经常看，遇上有好电影，每周会看上两部，有时还会读点闲书。尽管我的课外活动较多，但对待学习是不敢丝毫懈怠的。工程画课首先教我们削铅笔，画实线、虚线、点划线，要用不同粗细的笔，其次教我们写字，横平竖直，一撇一捺，都要一丝不苟。上了12年学，削铅笔和写字谁不会呀！上了这门课我们才知道，确实得重头学。通过这门课，我们明白了“严谨”对工程师是何等重要，如果画错一条线或标错一个数据，都有可能造成损失，这门课对训练我们严谨的工作作风大有裨益。

外语是大家花费时间最多的，班上多数同学中学是学俄语，根据高考成绩，分慢班、快班和提高班，我俄语高考成绩是98分，分到提高班。老师发下一本俄文“课外阅读”教材，字很小，纸很黑，读起来很吃力，不少同学都买了放大镜，借助放大镜阅读。我的眼睛后来近视了，可能和阅读这本课外读物有很大关系。第一节课大家都会去得较早，上课铃声响起之前，多数同学都会读外语，特别是在西阶梯教室上课时，大家会到水木清华池塘边晨读，大家或坐或立，互不相扰，水中映射出晨读学子的倒影，诗情画意，是清华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还有不少同学制作了单词卡片，抽点滴时间看上两眼，在食堂排队打饭时，就有不少同学在看卡片、背单词。那时有一种说法，外语、制图和计算是清华学生的三大基本功，计算尺使用的熟练和准确，也很受大家重视。

大学的学习和中学阶段有很大不同，中学的学习内容其实并不多，老师讲完了还有很多机会翻来覆去地复习，对教学内容老师是掰碎了、嚼烂了喂给大家。大学就不同了，一节课下来，很多页就翻过去了，老师不会再给机会带大家从头复习。能跟上进度，把每门课的内容都及时掌握消化了，不勤奋是不行的。另外同学中高手林立，能考取清华大学的都是中学的佼佼者，每人都有一部“过五关，斩六将”的光辉史，竞争的压力是无形的。据说64年电机系的录取成绩全校排第二，凡是家庭出身或社会关系有点问题的，上不了机要系，多数会把电机系作为第一自愿，所以电机系汇聚了一批高分考生。

课外时间大家都会到图书馆或教室去上自习，图书馆的桌子大，学习氛围好，大家都喜欢去，不过去图书馆的代价太大，要早早去门前等候，等到开门要挤进去才能抢到座位。当时整个学校的教室也不多，有一教、二教、新水、二院、三院和系馆等，去晚了也很难找到座位，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由于体育锻炼，晚自习出去晚了，转了一圈，愣没找到座位，只好回宿舍上自习，在宿舍的学习的氛围没有教室好，不过宿舍也是很安静的，大家都能自觉遵守纪律。同宿舍的叶良卫和詹必川喜欢拉小提琴，每天都要拉上几下，当下晚自习的铃声快响起的时候，他们会提前支起琴架，拿起提琴，摆好姿势，静等铃声响起，伴随铃声，他们才拉响第一个音符，绝不提前。应该说，课内的教学安排是很紧的，能跟上教学进度，理解消化各门课的内容，已属不易，但还是有不少同学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学一些额外的东西。我在大二时，从书店买到一本“科技日语自修读本”，抽空读起来，居然也能借助字典，读懂日文科技文章了。

全班同学对待学习都很努力，“废寝忘食”的事偶尔也是有的。晚上开夜车、晚睡觉的事在我所在的宿舍里很少发生，曾发现过我年级其他班同学，有熄灯后不睡觉借助水房的昏暗灯光看书的。不过不睡午觉的人是有的。同宿舍的崔德光同学就很少睡午觉，利用别人睡午觉的时间抓紧学习，真佩服他的精力是如此充沛。我如果不睡午觉，下午和晚上都打不起精神。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和崔德光在闻亭一道复习“电工基础”温课备考的情景，因为平时都是在教室或图书馆室内自习，在室外自习的机会并不多，所以印象特别深刻。闻亭的西边是“水木清华”，东边是大礼堂，闻亭坐落在小山丘上，亭内挂一铜钟，是明朝铸就，上面还刻有捐资人的姓名，老清华时期，上下课都要敲响此钟。我们上学期间，上下课以电铃声代替了，不过每年元旦零时都要敲响此钟，辞旧迎新，喜庆新年。当时我们坐在闻亭内，虽有蛙叫蝉鸣，但周围人很少，能静心思考，还可以高声讨论，我们可以在这里坐上一上午，两人讨论得很深入，可惜由于文化大革命，“电工基础”的考试取消了。

崔德光的自学能力很强，我们刚学到微分，他就开始自学积分的内容了，总能领先大家一个相角。复课闹革命，学习“电子学”这门课时，他和韩德威、向正举等同学帮助电子学实验室的老师检修仪器仪表，把实验室有毛病的设备仪表都修好了，老师很高兴，还让他们给全班同学介绍修理的心得和经验，由崔德光主讲。崔德光入学时是高0班首任班长，他身材短粗壮，脑袋很大，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不知咋回事，他越来越能说，四川口音也不重了，竟被封为“高0第一嘴”，他讲话风趣幽默，经常惹人发笑，他还爱给人起外号。破四旧时，个别同学把自己带有封资修色彩的名字，改为有时代特征的名字，有一天在宿舍里他很神秘的对大家说：“听说没有，邻班贾**和胡**把自己的名字改了，非常有时代特征，一个叫贾革命，一个叫胡造反”。众人大笑，但没人相信这名字会是自己改的。崔德光的外号叫猫，这个外号是他自己起的。有一天我班去校外劳动，回来时进南门，沿旧京张线土路回宿舍，拐弯时崔德光向大家宣布一个重大提议，他说“我琢磨一路，觉得把猫这个外号送给***，再合适不过了”。忘记了是谁，马上对此提议做出反应“我觉得把猫这个外号送给你更合适”。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对此意见表示赞同“对，对，猫就送给你了，你就是猫”。崔德光虽能言善辩，终抵不过众口一词，“崔猫”就这样叫开了。崔德光精心筹划的“猫”这个外号，没有送出去，反被大家送回给自己，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崔猫毕业后留校，在自动化系CIMS工作，在机场空中交通管理优化控制方面颇有建树。

“忘食”的事情我有过切身经历，一个周日上午，我在新水绘制“装配图”，这是“工程画”的作业，当时非常投入，因没有手表，不知时间。待肚子咕咕叫时，发现教室已空无一人，外面也很静，急忙跑向食堂，早就撤摊了，向路人打听，知已2点多了，无奈饿了一下午，好在这种事情仅发生过两次，没有影响自己的茁壮成长。

11号楼的房间较大，放4张双人床，8个人挤得满满当当，双人床之间放个长条桌，有4个抽屉，两人共用一个。幸亏当时大家的东西都不多，各人的衣服及零碎杂物都放在床底下，我有一个帆布箱，还算条件好的，有的同学仅有一个纸箱。熄灯后大家还会卧谈一会，多数是谈学习上的问题。记得第一次数学考试成绩出来后，大家互相通报一下自己的考试成绩，第一次考试大家都很重视，这是对自己能否适应大学学习生活的检验，成绩没考好，自然压力很大，我考了98分，同宿舍成绩最高，但丝毫没有自满的感觉，同样感觉到很大压力，因为看到身边的同学个个都很牛，都有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在学习上我挺佩服同宿舍的朱鹤年和于公濂，俩人都属于爱学习又善学习类型。

朱鹤年来自江苏金坛，是华罗庚的同乡，身材瘦高，长胳膊、长腿，独往独来，很有仙鹤风貌，他对待学习上的疑难问题特别专研，有不弄明白誓不罢休的劲头，从图书馆借参考书是一摞一摞地借，他人很聪明，反应敏锐，在数学小课上对老师提出的疑难问题，经常第一个举手抢答。入学不久，学校举行计算尺比赛，班上推荐他参赛，他盘腿坐在床上，一把计算尺在他手上上下翻飞，好像拉二胡，当时他的动作神态至今历历在目。他的文学功底也很好，入学后写了一篇散文“颐和园抒情”，给我们看过，文采飞扬。凭此散文，被选为校“文学创作组”。文化大革命中不敢看业务书了，怕被批走白专道路，改为专研马、列原著，班上很多理论性批判文章出于他手。我是他的入团介绍人，和我的关系较好，毕业前夕送我一本袖珍版毛主席著作，作为分别留念。没想到，我俩都留校，都分在电工厂，又都分到钳工班，在一个师傅手下作板金工，而且被安排在一个宿舍，俩人的距离更近了。朱鹤年的特点是“较真”，不仅对学习上的问题较真，对其他问题，包括娱乐活动也都较真。有一次玩扑克牌，有同学耍赖偷牌，没想到朱鹤年会如此较真，不依不饶。该同学抱怨，深夜睡得正香，忽被朱鹤年推醒，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迷迷糊糊听懂了，朱鹤年说“我刚想明白，你是偷牌了作弊，不然我是不会输的”，令该同学哭笑不得。

朱鹤年毕业后辗转几个单位，后在研究生班激光专业学习，留在物理系，是“实验物理”课的带头人，他对教学的“较真”是出了名的。我有一位老乡的孩子是物理实验班的学生，上过朱鹤年的物理实验课，因为和同学互抄实验数据，被朱鹤年的火眼金睛查出，并被告知，你们俩个人的试验数据是一样的概率仅有百万分之一，这个同学对我讲述这件事时，仍心存敬畏，看得出教训深刻，他会记住一辈子的。正是凭着这股较真劲，朱鹤年被评为“国家教学名师”。

于公濂来自沈阳市一所省重点中学，面目清秀，精明干练，知识面宽，能言善辩。他的基本概念清晰，反应极快，还写一手好字。他喜欢深入探讨问题，经常挑起辩论，而且从不服输，因此给人以特爱抬杠的印象。对待学习上的问题，通过不断提出问题，深入讨论问题，才会深刻消化理解，于公濂正是通过“抬杠”的精神，对基础知识理解深刻，能举一反三，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入学后不久分班，我们住同一宿舍，因都来自东北，生活习惯相近，经常一道去上自习。记得我们曾一起去“画法几何”教研室看立体模型，手捧模型，琢磨立体和投影的关系。因文化大革命，老师已通知期末的考试取消了，我俩还执着地找“工程画”老师答疑，有学习不是为了考试的精神，于公濂还软磨硬泡向老师要一份试卷，自己考自己，可见当时同学们对待学习是如何执着和珍惜。于公濂待人礼貌热情，无论谁有客人来，他都会热情接待，并不辞辛苦，下楼寻找同学。有一次我表哥从东北来看我，于公濂借个自行车到五道口商场找到我，让我骑车先回来看表哥，他自己从五道口走回来。第一年寒假，我以班生活委员的身份委托于公濂用班费买个理发推子，他买了回来但坚决不肯收钱，算是他送给班里的礼物。我用这把推子给班里许多同学都理过发，我从小学开始就给同学理发，技术还可以，擅长理学生寸头，班上很多同学都愿意找我理发。

文化大革命中我俩一道出去串联，因我们的出身都不是“红五类”，不敢以红卫兵自居，到各地仅是参观学习，了解各高校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瞻仰革命圣地，接受革命洗礼。我们的串联路径是西安、成都、重庆、武汉、长沙、广州，在长沙期间乘汽车去韶山参观了毛主席故居，瞻仰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当时来参观的人很多，排了半天队才来到毛主席故居前，参观完我们还去附近一老乡家，想和老乡聊聊天，可惜一句话也听不懂。当天可能是吃了什么不洁的食物，从韶山回来后就感觉不适，第二天一早我还坚持去火车站排票，回来就倒下了，于公濂请来驻地医生，一量体温，高烧41°多，赶紧开条让去湖南省医院，一路我还能说说笑笑，以为体温量错了。到了医院就就不行了，开始拉肚子，确诊为急性肠炎，住了几天院，什么也吃不下，靠打点滴维持，于公濂每天来看望，还给我买来一斤蛋糕。因为这是我迄今为止唯一的住院经历，所以印象极为深刻。几天后退烧即出院，当晚坐上长沙开往广州的红卫兵专列。在整个串联过程中，火车都很挤，但还从来没有遇上这么挤的，火车过道里挤满了人，很难找到立足之地，我是站在仅一寸宽的座椅靠背上，背靠在行李架的边缘，坚持了一夜，因是大病初愈，备受煎熬。到广州没几天，得知国务院紧急通知：要求停止大串联，立即返校，复课闹革命。我和于公濂很快搞到由广州到北京的车票，这列火车走了4天4夜，到达永定门火车站已是深夜1、2点钟，本来我俩可以在火车站熬上几小时，乘头班公交车回校，怎奈归心似箭，我俩连夜步行，从永定门走回清华园，走进校园，天已大亮了。出乎意料的是，校园冷冷清清，班里出去串联的没一个人回来，过了很长时间，才陆陆续续有人回来，早知如此，我俩真该途中下来，歇一歇，抓紧时间再串联两个地方。在串联过程中，对外打交道，于公濂比我还要老实厚道。但在熟悉的同班同学中间，他给人的印象是能言善辩，特爱抬杠，对任何话题都能挑起争辩。毕业后于公濂被分配到阜新封闭母线厂，做过副厂长和纪委书记。不知做纪委书记是倚重老实厚道的本色，还是发挥喜爱抬杠的特长。高0班毕业40年聚会时，我发现，爱好较真的，依然较真，喜欢抬杠的，仍旧抬杠，真是本性难移呀！

清华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队伍不断分化组合，最后分为两大派，简称“老团”和“老四”，有一段时间相对平静，学校开始复课了，每个班级“老团”和“老四”各推一个代表，组成复课领导小组，能当上代表的人，不仅应在本派有较高威望，而且还应被对方接受。老四的代表是刘文煌，老团的代表是杨正来。刘文煌的情况前面已有介绍，不再重复。杨正来出身贫农，根红苗正，来自毛主席家乡，个子不高，力气很大，毛笔字很有功底，秀内惠中。在毕业典礼上，他作为全校3000多毕业生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情真意切，豪情满怀。毕业后杨正来回到老家湖南，在省建筑集团总公司工作，工作很出色，曾任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1965年寒假我去湖南衡阳军分区探望老姨一家人，和杨正来一路乘火车同行。当时需在汉口转车，而且需等一晚上，詹必川家在汉口，热情邀我俩去他家过夜，我俩受到詹必川一家人的盛情款待，我对湖北风味的家常菜至今还印象深刻。第二天一大早詹必川送我俩赶火车，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很多橘子让我俩在路上吃，我好生奇怪，他衣服上的口袋怎么这么大？

高0班比较特殊，有近1/3的同学属中间派，既没参加“老团”，又没参加“老四”，这部分同学推举我作代表，于是高0班是我和杨正来及刘文煌组成三人复课领导小组，和老师联系，安排复课事宜。对复课这件事，大家的观点和立场都一致，没有矛盾，即使有矛盾，三人也比二人好协调，我班的复课很顺利就开始了。“电工基础”课补上了“过渡过程”内容，还补了实验。“电子学”是新开课，在授课的同时还开了实验课。在上“电子学”这门课期间，在同学中掀起一股装半导体收音机的热潮。谢春的哥哥在酒仙桥7字头工厂工作，在财力和技术上给弟弟支持，谢春在我班率先装出一部半导体收音机。当时大家的经济条件都很拮据，有实力买全零件的人不多。于是有门路的同学想办法到厂里，批发一批三极管或电阻、电容，回来后大家分，便宜多了。当时学校组织一次献血活动，对献了血的同学给20元钱，作为营养补助，我把这钱都买了收音机零件，装成了一个4管半导体收音机，收听效果还不错，还买了三合板，作了一个漂亮的盒子，回家时送给姐姐作了嫁妆。无线电系一位中学校友把他的一套电子管收音机零件借给我练手，我装好了一部电子管收音机还给他。我还把北京一位亲戚的电子管收音机给修好了，下厂期间还帮班组的工人师傅装过半导体收音机。班上同学还凑钱买个烙铁芯，自己动手装个电烙铁共用。后来索性每人装了一个。通过动手实践，大家对半导体收音机和电子管收音机有了设计、安装和调试的经验和教训，理论联系实际，所以对“电子学”这门课的理解就非常透彻。

后来和电机教研组的老师联系好了，要给我班新开“电机学”这门课，开课那天大家早早来到西主楼教室，左等右等老师也不来，我去电机教研组也找不到老师，正困惑间，忽听校园嘈杂，原来在旧电机馆爆发武斗了。看来这堂课是上不成了，大家急忙跑去观看，只见旧电机馆周边已有很多人，围观的多，参加武斗的少。原来是“老四”占据了该楼，“老团”用武力夺取，战斗主要在楼内进行，据说已攻上二楼，楼道已用桌椅堵上，“老四”还在三楼坚守，这时看见“老团”几个人全副武装，爬上了楼顶，又见一支“老四”援军，有30多人，手持长矛，从对面的科学馆冲向旧电机馆，很快就冲到旧电机馆门前，当时是清华第一次大规模武斗，同学们还是有顾忌，有的同学是倒拿长矛，矛尖朝后，往前冲时，不是用长矛开路，而是用肩膀挤开一条路。眼看“老四”要占上风，忽然有瓦片从房顶砸下来，“老四”的冲击队伍，被砸得四处逃散，形势逆转。眼看坚守无望，“老四”的坚守队伍开始从旧电机馆三楼撤离。只见有人陆续从三楼的不同窗户出来，逃离方法各异，有人抓住雨水漏槽，滑落下来，有人抓住附在墙上的爬山虎，一点点顺到地面，也有扯断藤条的，中途跌落下来，也有人滑落途中受到对方石头的攻击。最惨的是一个窗口抛出一条临时接好的绳索，第一人滑落途中绳索断裂，从空中坠落下来。残留的绳索长度只剩1/3，后面的同学不知绳索已断，一个接一个从该绳索滑下，一个接一个从半空跌落，跌落下来的都不能动了，幸亏有本派的同学在下面接应，背起一个又一个往医院跑。由于绳索还残留一截，相当于从二楼窗口往下跌落，估计不会落下终身残疾。最后看见一位彪形大汉，站在三楼窗口纵身一跳，落在下面一个平房的房脊上，这是一个厕所，屋顶是人字型，离旧电机馆有相当距离，若弹跳力不好，是不可能跳到该屋顶的，只见这位好汉，在该屋顶上似飞檐走壁，几个箭步窜到屋顶的另一头，又纵身一跃到地面，就势一个前滚翻，又顺势站起，以百米冲刺速度跑向科学馆，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动作姿态优美潇洒，周围的人都看呆了，等对立面的人回过神来，想追击时，人早已跑进科学馆了。据说此人是学校田径队跳组的组长，平时练就的一身本领，在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这一天是1968年4月23日，清华的百日武斗从这天起拉开序幕，我们的复课也在这天终止了，从这天开始直至毕业，再也没有复起课来，我们大学期间的课程学习就此结束了。

入学不久，全校召开迎新大会，由李寿慈副校长在大礼堂作报告，然后召开各系的迎新会，电机系的迎新会在西主楼3区218召开，由系主任章名涛教授主持。章名涛教授的名气很大，是当时清华仅有的10位一级教授之一。当年章名涛教授没有考上清华大学，发誓虽没当上清华的学生，将来一定要当上清华的教授。他后去英国留学，回来后果然当上了清华的教授，而且是一级教授。当时在迎新会上章名涛教授讲了什么，已印象不深了，只记得讲了分专业的事，说可以自己根据兴趣填报，系里会充分尊重个人的意愿。他把系里的教授一个一个给大家介绍，对每位教授都很尊重。

1992年校庆，同时庆祝清华电机系成立60周年，电机系1951年毕业生，系友朱榕基总理写下一段祝辞，记述了他们入学时，系主任章名涛教授在迎新时讲的一段话，大意是：“你们来清华学习，既要学会如何为学，更要学会如何为人，要想学好为学，首先要学好为人，为学再好，为人不好，可能会成为害群之马。为学要严，严谨勤奋，严格认真，严师可出高徒：为人要正，正大光明，正直清廉，正已然后正人”。我想当时系主任也会对我们说类似的话。

我对各专业的情况不了解，觉得学什么都挺好，于是写了服从分配，被分配到高电压专业，成为高0班的一员。班主任是电工学的梁毓厚老师，典型的广东人，个子不高，待同学很和善。辅导员是7字班的杨婉辉和侯明枢，后来8字班的万桂林也做过我班的辅导员，清华的辅导员体制非常成功，选拔高年级品学兼优的学生做低班的辅导员，侯明枢和我年级的男同学同住11号楼5层，他对大家的情况非常了解。后来这3位辅导员毕业后都分到哈尔滨的国有大企业工作，杨婉辉后来调回河南，在郑州大学电力学院任电力系统自动化专业教授，工作很出色。杨婉辉所在的发7班同学后来在深圳聚会，来深圳研究生院参观，我和杨婉辉聊起当年她在我班当辅导员的情况，很是亲切，她还记得我班同学的名字。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断学业，我相信高0班也会有人作低班的辅导员。从广义辅导员讲，我班唯有黄立培享受过此殊荣，他曾做过清华附小的辅导员。我班第一届班干部是辅导员和班主任指定的。首任团支部书记是姜毅，副书记是孙崇正，班长是崔德光。入学填表时有一项内容是中学做过何种社会工作，我填了曾做过生活委员，可能就是根据这个信息，任命我做了班级的生活委员。

第一次班会开得别开生面，大家挤在11号楼的男生宿舍里，我就坐在架床的上层，那是自己的床位。这是高0班同学初次相识，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来自北京、江苏、上海和四川的同学较多。北京7人，江苏5人，上海4人，四川3人，河北2人，山东2人，辽宁2人，安徽2人，黑龙江、湖北、湖南、广东、福建、贵州各一人。还有一位同学是由于身体原因从高9转到我班，他老家在四川。主持人让每个人都用家乡话介绍自己的姓名和来自何处，非常有趣。来自广东、福建、安徽、湖南等地同学的介绍，我基本听不懂，我会后向刘文煌和谢春同学请教，算是学会了一句福建莆田话和一句广东梅县话。“嘎，副干南”——“我是福建人”“乃亥岗东妹贤嫩”——“我是广东梅县人”还有几个同学的自我介绍给人印象深刻，“山东王治本”，声音洪亮，底气很足，大有“山东好汉武二郎”的气概。于公濂介绍完自己，适时补充一句，欢迎大家去沈阳家里做客，显示出东北人的热情好客。轮到我自我介绍了，我刚说一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马上有人搭话“江上不能住人，应该说，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畔”。

班上第一次联欢晚会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由班级文艺委员杨冀平主持，裴惠林的独唱，艺惊四座；杨冀平的苏州评弹，余音绕梁；叶良卫表演了小提琴独奏；还有抽纸条游戏，一张纸条上写：名字有“立志成钢”几个字的，请表演节目。黄立培、杨志军、王钢和我表演个小合唱。还有猜谜语活动，记得有个谜语是“金银铜铁”打一城市名，谜底是无锡，杨冀平的家乡，估计这个谜语是杨冀平出的。会前我和崔德光去化学馆借个大鼓，不知被哪位同学把鼓皮给敲破了，我们赔了修鼓的钱，又说了很多抱歉的话，此事才算了结。

在清华学习，庆典和外事活动多，见中央首长的机会自然就多，可谓条件得天独厚。记得有一次“五一节”游园活动，我们在颐和园北宫门内的广场上，围个大圈，唱歌跳舞，只见一位首长走进圈内向大家问好，他长得身材魁梧，方脸庞，说话声音很洪亮，以为是陈毅元帅。后来才知道是叶剑英元帅，看了我们一个节目后，叶帅说了一句很风趣的话：“把你们的尖端拿出来！”，最后，叶帅指挥我们唱个歌，才离去。

有一次外事活动，学校组织大家进城，夹道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等了很长时间，终于见到一辆敞篷轿车缓缓驶来，西哈努克亲王站在中间，左边是周恩来总理，右边是刘少奇主席，大家欢呼雀跃，距离很近，看得很清楚，周总理和刘主席的形象至今历历在目，只是西哈努克亲王的印象不深了，可能当时主要看周总理和刘主席了。

有一个周日，班上几个同学结伴去香山玩，爬到半山腰遇一岔路口，人流沿右侧主路前行，我们想拐到左路，看看前方有何景色，忽被两位身材魁梧的年青人拦住，告之，此路不通，抬头一看，一个慈眉善目老者，柱个拐杖，正向这方张望，“啊，朱老总！”，不知谁低声惊叫一声。我们异常惊喜，驻足张望，不肯离去。后来我们还是理解警卫的苦衷，又怕引起游人围观，只是向朱老总招招手，三步一回头，恋恋不舍离去。后面的游玩过程，大家掩饰不住兴奋，我们太幸运了！回来后逢人便讲：“我们看见朱老总了！”后来了解到，朱老总经常爬香山，游人偶遇朱老总，不算是稀罕事。

1964年国庆节，学校组织我们参加国庆游行，早早起来，到清华园火车站乘火车，西直门火车站下，列队步行到东单，静等国庆游行开始，大家都很激动，因为走到天安门就可以见到毛主席了。当游行队伍走到天安门时，大家欢呼雀跃，都想早点看到毛主席，毛主席的伟岸身材很容易辨认，可惜距离太远，看不清楚。西单有一处属于清华的院落，游行过后就在那里吃饭休息，晚上参加狂欢活动。清华和北大的位置很好，就在金水桥的南面，以中轴线为界，清华在东面，北大在西面。两校各围个大圆圈，跳集体舞，不时有国际友人加入进来，当烟花升空时，舞蹈就停下来，烟花爆响伴随阵阵欢呼，五彩缤纷的夜空，映亮了张张笑脸。

距离毛主席最近的一次，是在天安门广场聚会，声援刚果（布）人民的反帝斗争，清华的位置是在金水桥北，就在天安门的城楼下边，毛主席还探身向大家招手，看得很清楚。

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几次来清华作报告，记得有一次是在东操场给师生作报告，下着雨，总理执意不让工作人员为他撑伞，就在雨中讲话，同学们齐声高呼：“总理打伞”，场面极其感人。

文化大革命后期，有一次我班几位同学在大礼堂前草坪东侧，见一队人在清华园里参观，之中有刚解放不久的老干部。王之恂眼尖，认出了李先念，高喊一声“那是李先念！”，李先念听到了，高兴地向我们招手示意。

1965年我班在圆明园举行一次主题为“忆历史、不忘耻、展未来”的活动。我参与了这次活动的策划和组织。活动前收集了施滉、杨学成等清华英烈的事迹，活动地点选在长春园遗址内。清华大学校园有悠久历史，在康熙时就是皇家园林，康熙的三子胤祉在此居住，当时荷花池一带叫近春园，工字厅一带叫熙春园，都是圆明园的附属园，咸丰继位才改为清华园。清华园和圆明园紧挨着，出清华附中门就是圆明园东门，进东门就是长春园，大家所熟知的圆明园遗址的残墙断柱，就在长春园内。我们事先去踩点，活动地点就选在残墙断柱边。首先请普通话好又口齿清晰的北京女孩宫一棣和莫旸若朗读英烈事迹。他俩准备充分，朗读投入，声音洪亮，虽在旷野下，但大家听得很清楚。两段事迹很长，在旷野下大声朗读也很辛苦。我还有深刻印象，在阳光照射下，宫一棣额头已浸出细细汗珠，我适时提醒，不用全念，可挑主要段落念。最后杨婉辉辅导员给大家讲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罪恶历史。她也是做了充分准备，内容详实，充满激情。这次活动激起了大家“不忘国耻，发奋学习”的热情。活动后大家游览了圆明园，那时就是遗址，不是遗址公园，没有人管理，大家玩得很尽兴。此次活动很成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还留下一张我班的合影照片，是裴惠林和叶良卫拍摄的。我们班的合影照片很少，这张就显得倪足珍贵。

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秋天，我班去昌平十三陵水库附近的农村帮助生产队秋收，秋收没有夏收累，也没有那么紧张。具体干了哪些活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收花生，因为收花生后的土地特别松软，我班在收割完的花生地里举行过一次摔跤擂台赛。开始时姜毅大发神威，连赢几位高手，最后赢了我班另一位山东大汉王治本，成为擂主。我到来较晚，只欣赏到姜、王大战。大家哄我攻擂，我经不起大家忽悠，就和姜毅在花生地里拉开了架势，我俩大战十几回合，不分胜负，他的技术比我好，我的力气比他大，可谓势均力敌。后来我抓住他个破绽，一个彆腿背跨，将他撂倒。姜毅不服，又赛一场，这回我用抱腿战术，几个回合，就干净利落将他掀翻在地，这次姜毅心服口服了，再无人敢上来攻擂，于是我成为擂主。我感到此后，我在班里的跤力威望大增，还有人私下约我到无人处切磋摔跤技艺。

我们劳动地点距十三陵水库不远，有天晚饭后我们到水库大坝上散步，偶遇几位水库林场的工人，都是年轻人，大家在一起相谈甚欢。他们介绍十三陵深处有一极佳景点，名曰沟崖，值得一游，并表示可作向导，带我们游玩。此机会怎容错过，很多人都想能趁此机会到沟崖一游。大家推举吴元和我两天后去林场驻地拜访，落实沟崖游事宜，我们受到林场工人热烈欢迎，他们谈了很多在艰苦劳动之余的生活乐趣。一位叫宋祥洪的青年工人（外号宋瞎哄）自告奋勇为我们作向导。

劳动结束，学校派卡车接，我们十几个男同学将行李放到卡车上，委托回校同学帮我们将行李带回，一行人轻装出发。那时正是柿子熟了的时候，小宋的知识渊博，通过小宋的介绍，我才了解到：柿子本无树，通过枝条在黑枣树上嫁接，才会结出柿子，难怪柿子和黑枣味道相近。柿子摘下来不能马上吃，要经过石灰处理，处理过程叫“漤”，去掉涩味，才能吃。不过有一种柿子叫“烘柿”，在树上自然成熟，软软的，皮里包着一腔水，特别好吃，由于易破，很难储存和运输，没有经济价值，柿子树的主人允许熟人摘取烘柿，摘取烘柿需专门工具，在长长的竹竿上绑一小网兜，用网兜兜住烘柿，轻轻一抖，烘柿就会掉进网兜里，这是个技术活，不小心，烘柿掉到网兜里也会破，一汪水流出来就没法吃了。吃烘柿也有技巧，先弄破个小口，嘴对着破口处用力吸，手再轻轻挤一挤，柿子皮里的所有内容就都进嘴了，味道美极了，我们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香甜的柿子。每个村里小宋都有熟人，我们是经过一村吃一村，每人的肚子都吃得鼓鼓的。走到长陵时巧遇班主任梁毓厚老师，他和几位清华老师结伴来游长陵，我们把手中的烘柿送给老师们品尝，相信他们也是第一次吃到烘柿。当晚我们在茂陵附近的青年林场住了一夜，还和青年林场职工赛场篮球。第二天一大早就出发进山了，进山前见一耕地的老农，他委托我们进山后为他打几个白果。进山后见一哨卡，三位青年林场工人在此值班，进山人必须留下火种，防止火灾。进山后景色越来越美，两山夹一沟，我们是沿一个山沟前行，有小溪潺潺流下，景色清幽，两边怪石林立，经常看到松鼠在眼前窜来窜去，敏捷顽皮，平添很多乐趣。我们沿羊肠小路，拾阶而上，路上见不到一个游人，只有我们一行人，一路欢声笑语。小宋介绍，若是雨季，溪水充沛，景色更为俊美。爬到山顶，见一道观，观内雕塑已被破坏，墙壁上的画像还在，颜色鲜艳。小宋介绍，文化大革命之前，有一老道在此修行，香火还挺盛，有不少人来此上香许愿。该老道还养猪，待猪养大，就赶猪下山卖掉，换回日常生活用品。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深山道观也被波及，老道被赶下山还俗，在生产队劳动，自食其力。小宋介绍山后是虎峪，离清华200#很近，我建议不走回头路，翻山去虎峪，可能大家都很累了，此建议没得到响应。我们在道观的犄角旮旯处藏了几张9饭厅的饭票，作为到此一游的留念，希望以后能有机会旧地重游。不知我们一行人之中，有谁幸运地重游旧地，可曾找到我们藏的饭票？不过我想，即使能有机会重游沟崖，但绝对不会找到当年的清静。

我们在深山里找到两颗白果树，古树参天，一雌一雄，相距不远，只有雌树结果，不过当年树上的白果也不多，可能是小年吧。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的白果树了，树很高大，树干很粗。我会爬树，一般的树都不在话下，但站在这颗白果树下，只能抬头仰望，望树兴叹了。由于无法爬上树去摘取白果，只能想别的办法，好在这颗树长在沟底，爬上旁边的山坡，和树冠相距不远，于是我们在山坡上用上甩手榴弹的本事，看谁的石头甩得远，投得准，碰巧了能砸下一、二个白果，我们努力了半个小时，仅收获十几颗白果。回来遇上老农，他仍在耕地。手捧这十几颗白果，老农对我们千恩万谢，说家里有病人，需白果作药引子。在游玩途中小宋捉到一条一米多长的花蛇，回来时送给看山哨卡作慰问礼物，可惜北方人不会吃蛇，没有要，忘记了小宋最后是如何处理这条蛇的，可能放生了吧。小宋后来到清华玩，受到我们热情款待，他还在11号楼住一夜，第二天一早我和韩德威去送，一直送到五道口汽车站。这次游玩拍了几张照片，留下了美好记忆。我的照片精心保存在相册里，可惜相册找不到了。记得有一张照片大家都骑在树上，取名为“一树猴”。参加那次活动的究竟都有谁已记不全了，不过有照片为证。如果那位能找到照片，请制成扫描件，发我一张。这次游玩，大家推举吴元作负责人，负责这次活动的组织领导、对外联系，并主管财政大权。那时吴元就显示出卓越的领导和组织能力以及与人交往的能力。毕业后吴元分配到山西太原煤矿，从最底层（地平面以下）技术员做起，搞过很多技术革新，办过新技术培训班，后抽调到煤炭部，曾挂职锻炼作东北某国有煤矿的矿长，后又调到国家计委，负责过海外投资，后来又被派到国有特大型企业“神华集团”任副总裁，在神华集团总裁任上退休，退休后又被跨国大公司聘为高级顾问。吴元长得英俊潇洒，一表人才，有游泳运动员体型（是国家二级游泳运动员），戴副白边眼镜，文质彬彬。负责我班的541厂工宣队员金师傅说，在她的心目中，清华的学生都应该像吴元这个样。记得有一次，我和吴元躺在高压实验室附近的草地上，头枕双手，眼望蓝天白云，海阔天空神聊，具体聊的内容已记不得了，只记得聊得广泛、深入、透彻、畅快。

在1965年暑假之前，我们去位于昌平的第三工程兵学校，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学军锻炼。全校同年级的女同学集中在清华200#单独进行学军训练，和我们不在一起。也有几位男同学因身体原因，没有参加学军活动。我们的学军活动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射击、刺杀、投弹、爆破、游泳等五大军事素养以及队列训练，此外，还有单兵战术、防化兵、战地救护、军事理论、演习、拉练等内容，比现在大学生的军训活动内容要丰富多了，现在新生一入学就进行军训，主要是队列训练。军训的学生单独编班，不和战士在一起。高0男同学编为两个班，我所在班的班长是吴元，我是副班长，副班长主要负责后勤、内务，每天起床被子都要叠得整整齐齐，见棱见角，俗称“豆腐块”，毛巾、牙具都要摆放整齐，牙缸里的牙刷都要朝向一致。同学评价，我和吴元两个人工作配合得很好，我们班也被评为五好班。排长以上干部由解放军担任，我们的排长姓郭，东北人，入伍前是铁路工人，二排长来自农村，快板说得很好，三排长、四排长也都来自农村，一排长出身工人，很受重视，二排长有些不服气。连长和指导员都是“四野”老兵，参加过解放战争。连长瘦瘦高高，给我们讲过他自己在东北战场的战斗故事，指导员中等身材，长得敦敦实实，口才很好，讲话风趣。在游泳训练前的动员会上，他讲到该部队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学游泳是如何刻苦时，形容“他一跳进游泳池，就不上来了”，见有人窃笑，急忙补充一句，“当然，最后还是要上来的”，众人大笑。郭排长和我们很亲密，没有排长架子，周日休息，还带我们去附近景点游览。

军训活动对我们的锻炼很大，我们的军事素质也有很大提高。军训的很多情节，至今仍历历在目。爆破训练完成后，要进行考核，6人一组，同时点燃各自的小炸药包，必须同时完成，同时撤离，不能提前，也不能落后，每人都要做到胆大心细。导火索要用火柴点，划火柴的方法和日常方法不同，日常方法是火柴盒的位置固定，火柴滑动；点导火索时，火柴头紧贴导火索头部的火药上，位置固定，滑动火柴盒使火柴头点燃。投弹训练后，找出两个同学给大家作投弹表演，一个是电机系企01的李作臣，一个是水利系的，令我们惊讶的是两个人都是小个子，可是投弹都很远，都能投出50米开外，让我们这些大个子自叹弗如。射击训练后，进行了实弹射击，我的成绩是优秀。防化兵训练要学会穿防化服，带防化帽，要求动作规范、迅速，连为一体的橡胶材料制作的防化服是不透气的，训练下来，每人都会从防化服里倒出一碗水，那是流出的汗水。有一堂军事理论课给我们讲弹道轨迹，我当时提出一个很幼稚的问题，问教官炮弹飞出炮口后，能否控制它的飞行轨迹？回答说不能。其实如果能控制，它就是导弹了。单兵战术训练内容是战斗小组交替掩护，冲过一个小桥。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于公濂在桥边高喊：“我掩护，你们赶紧冲过去！”游泳训练是在十三陵水库周边的水泡子里进行的，水泡子的大小、深浅都很不规则，一般来讲都比较深，游泳训练的安全问题就得格外重视，水泡子旁都有水性好的人，拿着救生圈，眼睛紧盯水面，时刻准备救援。带我们学军的级主任沈振基老师水性很好，当时就是负责救护。我以前是旱鸭子，通过军训，才算真正学会了游泳，可能是水泡子的水深，浮力大，比在游泳池里学游泳要容易。最后考核，能游50米算通过，考核时我连续游了四百米，虽然速度不快，但游起来也不觉得累，若不是指导员催着上来，还可以接着游下去。

在野营拉练途中搞一次军事演习，分红、蓝两军，一方行军，反伏击；一方隐蔽设伏，要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我方是设伏的一方，郭排长安排好各班的伏击位置，又检查了各人的隐蔽情况，强调没有他的命令不许开枪，最后他点名叫上黄立培、于公濂和我，跟随他去设个机枪阵地，担负正面阻击任务。大家潜伏好以后，只见四排长带领该排战士沿山沟进入我们的伏击圈，他们一边走，一边向山上放枪，进行火力侦察。演习双方发的都是空头子弹，击发后枪口喷出一条火舌，响声和真正的射击声相近，可以以假乱真。但是，如果枪口距离人太近，火舌也可以伤人的。等对方队伍都进入了伏击圈，郭排长一声令下，各种武器一起开火。所谓机枪阵地，并没有真正的机关枪，郭排长的冲锋枪代表了轻机枪。冲锋枪连发也是“哒、哒、哒、……。”，枪声听起来很有威力。排长很喜欢我们三个人，叫上我们，实际是让我们有机会摸一下冲锋枪，过一下枪瘾。排长让我们每人都试射一把，最后轮到我，已没有几颗子弹了，轻勾扳机，哒哒哒三声，弹夹就空了，排长把背包里剩余的子弹都压进弹夹，还有十三颗子弹，我想，来几个点射，多射击几次，好好体会一下使用冲锋枪的滋味，没想到，轻轻一勾，十三颗子弹全飞出去了，再勾第二次，什么响声也听不到了。遗憾呀，真是“美中有不足”。我方在郭排长带领下从两边山头冲下来，如猛虎下山，大获全胜。

野营拉练目的地是辛庄，一个有抗日经历的小山村。生产队大队长给我们讲述了当年日伪军包围了辛庄，他是如何突围的战斗经历。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要继承老八路光荣传统，重温军民鱼水情，在这里我学会了“盼来了老八路的接班人”这首歌曲。在这里我们劳动了三天，帮助老乡把荒山变良田，在山坡上用撬杠撬出石头，再把石头滚下山坡。当时劳动的情景给我留下难忘印象，可能是这样的劳动，有生以来仅此一次。记得当时和韩德威、邱思渝在一起，刚开始时手拿撬杠笨手笨脚，不知如何才能用上力，仔细观察带工的社员是如何用力的，再想想我们学过的杠杆的力学原理，很快我们使用撬杠也得心应手了。韩德威和邱思渝都属于对学习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对工作极端负责，追求完美类型，他俩虽然体质不强，但干活特卖力气。我们通力合作，一起用力时还哼着劳动号子，很是惬意。韩德威作班级第三任生活委员，兢兢业业为大家服务，深受好评。他有一次下乡劳动得了胃病，以后经常犯，到毕业也没痊愈，毕业后分配到山西长治电机厂。他的胃不适应北方的粗粮，后来调回老家安徽，在国有大型企业安庆石油化工总厂教培中心任主任。邱思渝一入学，还未分班时就和我住一个宿舍，而且是上下床，刚开始他的上海话让我很困惑，胶水叫“高思”，“我的地址变了”说成“阿拉笛子闭了”。邱思渝虽然来自大城市上海，但为人谦虚谨慎、老实本分，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小邱”。毕业后他分配到河北邢台冶金部轧辊厂，在总工任上退休。临行时我们还精心准备了一台节目，慰问山区的父老乡亲。我和朱鹤年，精心编个“对口词”，歌颂辛庄的老民兵，自编自演，并作了认真排练。可能我们准备的节目太多，预演过后，我俩的“对口词”竟被砍掉了，留下点小遗憾。这台节目很成功，二排长的快板很精彩，裴惠林也充分展示了他的文艺才能。在拉练出发之前，指导员对我们提出两条要求：一是住在老乡家里，要象当年老八路一样，每天都要帮房东挑水、扫院，做到“缸满院净”；二是不能和农村姑娘谈恋爱，农村小伙子娶媳妇不容易，不能和他们争抢资源。对指导员提出的这两条要求，我们都做到了。

第一次学工是大二寒假前，是教学计划内的安排。学工地点是校内的机械厂，内容包括冷加工和热加工，冷加工内容有车、铣、刨、钻、磨，以及钳工，热加工内容有铸、锻、焊及热处理。学工训练也是真刀真枪，我们学工实习期间做出的东西就是机械厂生产的水泵上的部件。

冷加工训练中大部分时间是开车床以及钳工训练，热加工中铸造和锻压训练的时间较长。车工是冷加工的基础，我们一人开一台车床C618，一上来就加工真正的零件，是水泵上的核心部件—飞轮。开始是粗加工，后来是精加工，最后要完成若干个成品，精度和光洁度都要达到要求。大家都很认真，很少出废品。带我们的师傅有一个资历较深，是58年参加工作的男师傅，个子高高的。另外两个女师傅和我们的年龄相仿，我们对工人师傅很尊重，虚心求教，师傅也教得耐心，师徒之间关系处得很好。一天晚上，一位女师傅带上自己1岁大小的孩子来宿舍看望大家，大家很高兴，都来逗孩子玩，小家伙也不客气，在宿舍的长条桌上高高兴兴地撒了一大泡尿，有人赶紧拿脸盆来接，哪里来的及，好多书本都淋湿了，那晚上非常热闹，给宿舍平添了很多乐趣。钳工师傅是两位年近60的老师傅，教我们如何用锉、用手锯。若要锉得平，锯得直，站姿、握姿都非常重要。我们的作品是一把小专用扳手，有尺寸精度和光洁度要求，最后经过热处理，就是一件产品。每人必须提交一件合格产品，钳工实习才算通过。每台水泵都要配上一把小扳手才能出厂，我们的实习作品还能派上用场，大家都有一点成就感。后来听说以前的钳工实习是锉出一把小榔头，可留给自己作纪念，比起以前，稍许还有点遗憾。

铸造训练是铸几个水泵飞轮的毛坯，就是我们车工训练中车削的零件的毛坯件，铸工训练从砂模做起，每道工序都要亲历亲为，最后浇铸铁水。出模后，每人都要拿自己的成品请师傅严格检验，记得每人都作了5、6个。如果铸件上有砂眼就算不合格，作废品剔除，不能流入下道工序。教我们的铸工师傅个子高高的，他后来成为了清华大学的高级技师。锻压训练分手锻和机锻，大多数同学是手工锻造训练，也就是学习抡大锤和使用小锤。实际上小锤的技术含量比大锤高，是小锤指挥大锤，大锤往哪里打，打的力度大小都要听小锤的。一般都是师傅拿小锤，徒弟抡大锤。我和裴惠林被分去用气锤，使用气锤的有两位师傅，一位小师傅，2级工，一位老师傅，6级工。用脚一踩气门，气锤就哐、哐砸下来，速度和力度都很大，通过气门控制气锤的力度，大件的东西都用气锤锻造，用气锤时精神要高度紧张，对锻件一定要夹牢、夹稳，若夹不稳，锻件会被砸飞，很容易出事故，使用气锤的体力消耗一点不比抡大锤小。在实习期间，有位老师，拿一个铝坯，请师傅帮忙，锻造成一定厚度的铝板，当时老师傅不在，小师傅以前没有锻过纯铝，不知深浅，放上气锤锤几下，铝坯就变成了铝片，比预期的厚度要薄，厚变薄容易，薄变厚已不可能了，那位老师很生气，小师傅直给赔不是。老师傅回来，对小师傅进行了严肃批评，批评完后，详细介绍了纯铝的锻造性能，相信小师傅会记住一辈子的。我和裴惠林在后面的两次学工劳动中也都分到同一班组，很有缘分。裴惠林人很聪明，有文艺特长，为人随和，整天嘻嘻哈哈，在一起劳动，很是愉快。文化大革命中他参加了414的文艺社团—“5.2战团”，还是社团主力。在演出中见他在台上大段大段的台词背得倍儿熟，表现得游刃有余，我们当时住同一宿舍，平日里他不是嘻哈开玩笑，就是呼呼睡大觉，就没见过他背过台词，大家很纳闷，这么多节目，这么多台词，他咋就记得这么清楚呢？

在校内的学工劳动中高0班表现最突出的当属黄立培。他年龄小，长得也小，一张娃娃脸，若不特别说明，别人都会以为他是附中的学生。在各工种实习中，他都干得又快又好，心灵手巧，多次受到师傅的表扬。我们这些大哥哥自叹弗如。毕业后我和黄立培接触的时间最长，高0班留校10人，6人分到自动化系，黄立培、朱鹤年、李福祺和我留在电力系。朱鹤年后来向科学进军，去了物理系。电力系分家，李福祺分到热能系，过了20年，才又调回电机系。始终留在电机系的只有黄立培和我俩人，我们同在电工厂当工人，他在机工班开铣床，我在钳工班打杂，在电工厂共事两年多，后来他被分配到电机教研组，我被分配到高压教研组，仍在一个系，而且还在清林5号楼住过邻居。黄立培后来在电机系读了硕士，又去日本进修，日本的导师对他很赏识，动员他拿了博士学位，于是我班出了一位洋博士。黄立培作过电机教研室主任，电机系副主任，是电力电子方向教授、博导，科研上颇有建树，硕果累累，桃李芬芳。我想，学工的收获和电工厂的工人经历，对他以后科研、教学上的成果，一定会大有裨益吧？

第二次学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三忠于、四无限”最疯狂的年代，军宣队和工宣队带领我们到北京东郊热电厂劳动3个月，住在北京机械学院，开始时每天上下班途中都要列队行进，每人手中都举一面毛主席画像，意味伟大领袖时刻指引我们前进。后来由于在班组没地方摆放这么多领袖像，随便堆放又对领袖大不敬，这个仪式才取消。但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是坚持下来了。每天在班组里早上分派工作时，由班长带领大家向伟大领袖请示这一天的工作，下班前的班组会上，再向伟大领袖汇报这一天工作的完成情况。带领我们下厂劳动的是清华大学的军宣队和工宣队的代表，工宣队是541厂的马师傅，军宣队是海军北海舰队的，每天他们都会去厂里有学生的班组走马观花看一圈，有时也会要求厂里的师傅给分配点工作，厂里的师傅看到军宣队员身穿崭新的藏蓝色海军呢军装，就知道不是真心来干活的，只好笑笑，婉言拒绝。

刚开始到厂里时，全班同学都集中在起重班，起重班班长是个老工人，副班长是个转业军人，讲起话来粗声大气，我们刚进屋，他就抓起电话打给连部：“来了，来呀！”短短4个字，就把“清华的学生来了，请领导赶紧过来训话。”的意思表达得清清楚楚。起重班有几个师傅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有位师傅身高体壮、饭量大，每天只吃两顿饭，对别人能计划好每月的开销，做到发工资前后都有钱花很是羡慕，在班组讨论会上表示要向这样的同志学习，他说自己到发工资前，连买盒火柴的钱都拿不出来。还有位师傅是起重能手，技术一流，爱钻研，出了几项技术革新成果，他家住石景山，每天骑车上下班，从西郊到东郊，快骑也要一个多小时。我们问他为什么不调到石景山发电厂，他说调动工作不是一件容易事。后来我们去石景山发电厂高井电站劳动，发现他已调动成功了，真为他高兴。起重班的工作，既是力气活，也是技术活，同时有一定的危险性，刚开始时主要分配我们干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力气活。有一次安排大家去挖坑，忘记了坑的用途，只记得冬季里冻土很难挖，用镐一刨只是一个白点，有位师傅带我们，教我们抡大锤打钎，可以打透冻土，我们轮流学习如何抡锤和掌钎，打了4个洞，见我们基本掌握了，他就走了，不知干什么去了。只吃两顿饭的那位师傅见到我们干活还不得要领，干使力气不出活，就主动过来指导我们，他的指导方法不是动嘴，而是身先士卒，带着我们干，他能把大锤抡圆了，姿势甚为优美，他出力最多，流汗也最多，在他的带领下，大家干得很欢，热火朝天，干活得要领了，进度也就快了。这时向正举同学来了认真劲，非要弄明白，第一位师傅教我们打的4个孔到底起什么作用？我说只是教学示范，教我们如何打孔，在挖坑工程中没有具体作用，向正举认为就像下围棋占位一样，一定会起作用，他问了几位师傅，没有人能给他满意的回答。由于大家都挤在起重班一个班组里，人太多，师傅也不好安排工作，我们建议最好分散到各个班组里，有师傅带着劳动，能更好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此建议被军、工宣队采纳，我们被分散到各班组，一个班组只分去2、3个同学。

我和裴惠林被分到磨煤班，磨煤班的任务是负责把煤块磨成煤粉这个工序的所有设备的大修和日常维护，整天和煤粉打交道，经常灰头土脸。磨煤班有3位老师傅，其余都是年轻师傅，班长姓李，胖胖的，7级工，在工人中有很高威信，他对班组成员非常关心，一位张师傅家在农村，有慢性胃病，每天要吃中药，他就让老伴帮张师傅熬中药。他管理严格，对不良风气敢于批评，一位年轻师傅在上班时间用树根为自己做烟斗，并弄断了班组的细钻头，他对此行为提出严肃批评，骂得这位年轻人羞愧难当，不敢正眼望大家，从此无人再敢上班时间干私活。还有位师傅从外单位借调回来，要重新分配工作，由于此人平时干活偷奸耍滑，哪个小组也不愿意要，正为难之际，上面派下任务，要磨煤班派出一位工宣队员，李师傅当机立断，在班组会上宣布，派他去了工宣队，这时我才明白，原来工宣队员并不都是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也有工人阶级队伍不想要的人。

组内另一位有威望的师傅是马师傅，6级工，每天都穿戴干净整洁，工作服洗的泛白，脖子上扎条干净的白毛巾，戴个工人鸭舌帽，典型的宣传画上的工人阶级形象。马师傅技术很高，干活讲究多，不仅活要漂亮，周边场地也得干净整洁，发现哪位年轻师傅干完活不清理干净场地，他都要提出批评。但马师傅对我们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学生极为友善，从不对我们指手画脚，如果向他请教问题，他都会热情地给予详尽解答。我跟马师傅干活，学到不少技术。一天上午快收工时，上边来通知，要求每小组抽出一人，下午参加突击大扫除，可能有重要人物来参观。这种事情当然应该派我们学生去，我和裴惠林都积极表态要去，年轻师傅也争着要求，但马师傅决定，他自己去，让年轻师傅带领我们继续完成上午的技术活。下午收工回去的路上，我们看到了马师傅，大扫除还没有完，只见马师傅肩扛个大木板，略显吃力，走一段距离后放下木板，拿白毛巾擦擦汗，马师傅见到我们，高兴地和我们打招呼，并询问下午任务完成的情况。望着马师傅，我的鼻子有些发酸，在我的印象中，像马师傅这样资历的老师傅，一般不用怎么干活，动动嘴，指挥年轻人干就行了，我们下厂劳动的大学生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大扫除这样的脏活、累活，就应该由我们干。这瞬间，我对“吃苦在先”、“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等词语，有了鲜活的感性认识。

组内还有一位老师傅姓白，5级工，个子矮矮的，走路一摇一晃，是副组长，负责每日分配工作，对我们也非常和蔼。组内其余的师傅都是2、3级工，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师傅姓滕，外号“滕傻”，其实滕师傅并不傻，为人极憨厚，大字写得很好，白师傅经常派他完成政治任务，写大标语，内容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口号，有时派我跟着打下手，经常有人跟滕师傅打招呼：“嘿！滕傻，字写得不错，有两刷子嘛！”，这时滕师傅总是嘿嘿一笑。离开热电厂5、6年后，有机会带工农兵学员去热电厂参观，见到了起重班的副班长，人显得老多了，还见到了磨煤班的白师傅，他还是那个样子，这5、6年的时间里，不知磨煤班接待了多少来劳动的学生，想不到白师傅还记得我，在热电厂学工的收获我是不会忘记的。

第3次学工是在石景山发电厂高井电站，时间有半年，临近毕业，印象最为深刻。有几位老师也跟我们一起下厂劳动，工宣队和军宣队也去了不少人。负责我们的军代表开始是老王，后来换成了小吴，负责我们班的工宣队代表是541厂的刘师傅。军代表老王的个子很高，喜欢打篮球，小吴的个子不高，和我们的年龄相仿，讲话嘎嘣脆，喜欢搞竞赛评比，每周必搞一次讲评。

刚到高井电站时我们是大兵团作战，厂里仅派一位老师傅，带我们打扫厂区卫生，这么多人，天天扫，可以说让厂区“旧貌换新颜”了。垃圾清扫完了，就拔草，大草、小草都拔完了，就去清扫犄角旮旯。有些地方自建厂以来就从来没有清扫过，电厂大烟筒飘落下的烟灰积有一尺厚，我们把该打扫不该打扫的地方都打扫完了。虽然劳动又脏又累，但大家的心情还是愉快的，我们高0班几位男同学经常光大膀子劳动，在太阳底下皮肤晒得黝黑，吃得多，睡得香。比较难过的是斗私批修会，要求我们要彻底清除头脑中的垃圾，要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本来劳动中就没想什么，非要揪出“一闪念”，就得搜肠刮肚，没有挖出私字，就过不了关，于是有人只好编出这样的话“为人民服务要完全彻底，拔草也要完全彻底，不能只拔大草，不拔小草，对待大草小草要一个样。”

厂里交给我们一个挖坑的任务，不知由哪个班承担，挖到一半，遇到大石头，进展受阻，军代表小吴心急如火，想调精兵强将接手，于是琢磨出一个让各班请战的主意。那天晚上我早早上床躺下了，（其实没有床，我们是睡在废弃工棚的大通铺上）白天干活确实有点累，想早点休息。这时小吴派个同学来叫我，要我去他那里请战，我对这些形式主义的作法有抵触，心想，有任务直接交给我们就完了，干吗搞这些虚头八脑的东西。就说，“我已经睡下了，不去。”于公濂在旁边听到了，说：“嗨，你可真够倔的！”不知是批评还是表扬。不一会儿，小吴怒气冲冲跑来，在工棚门口大叫，“别的班长都在那儿请战，你倒好，躺在这里睡大觉，赶紧爬起来去我那里开会！”在会上各班纷纷请战，调门一个比一个高。最后我不得不表态：“如果把任务交给我们班，保证完成任务”，调门最低。等大家都讲完了，小吴当场宣布，决定是把任务交给我们班，众人皆愕然，我也觉出乎意料。众人离去，小吴将我留下，如实相告。他认为，这块硬骨头，只有我班才有实力将它啃下来。平日我班劳动，几个大个子都喜欢光膀子，肌肉发达，干活不惜力，每次任务都是完成得又快又好。哪个班干活的战斗力强，小吴是心理有数的，看来他很理解清华校风“行胜于言”的精髓，实力比口号更重要。这时我才理解，为什么小吴对我不去请战是如此恼火。这时，我很为其他班长鸣不平，既然心里早就决定把任务交给我们班，干吗还要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把别班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任务又不给人家，这不是折腾人嘛！我班果然没辜负军代表的期望，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干净漂亮地完成了任务。

有几天，派我们去支援煤场卸煤，其实高井电站煤场的机械化程度很高，从火车车厢里卸煤也是机械化，但光靠机械是卸不干净的，车厢底部还残存一些，要靠人力清扫，煤场的人手不够，就调我们学生去支援。煤场里参加清理车厢残煤的人，除带工师傅外，主要成员是改造对象，有走资派，学术权威（厂副总工程师、技校教导主任）等。看来这个工作是厂里认为最苦最累的活了，把需劳动改造的人都送到这里来。干起来我们发现，把一个车厢的残煤清理干净，确实需很大工作量，有些地方残煤有一尺厚，特别是边边角角，机械装置够不到，残煤会很多，一个车厢的残煤少说也有几百公斤。清煤的铁锹是特大号的，一锹撮满，能有30多斤。我们这批生力军的到来，使卸煤效率大大提高。一般的流程是清扫完一个车厢，下来稍微休息一下，再爬上另一个车厢去清理。我创造一个新方法，清扫完一个车厢后，不爬下来，而是从这个车厢直接翻到另个车厢去，可以连续作业。当然这需要体力和技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火车的车厢很高，没有登脚的地方，我就把铁锹靠边放，踩着铁锹把就能翻过去。不过需要有人把铁锹拿下去，我骑在两个车厢连接处是够不到铁锹的。有一次在我翻越时，车厢里已没有人了，我以为电厂有自己储煤的地方，火车就是在本厂体系内来回跑，留在车厢里的铁锹很快就会回来，所以这把铁锹就留在了清理好的车厢里。等这列火车走后，和师傅聊天，我才知道，火车是从太原煤矿来，卸完煤，返回太原。下次再来，留在车厢里的铁锹能否回来，只有天知道了，看来，我把一把铁锹丢到太原了。我创造的这个方法有丢锹的隐患，以后就不用了。

卸完一列火车，等下列火车来，有比较长的时间间隔，我们有时间和改造对象聊天，副总工程师是老知识分子，负责热工的，对煤燃烧有很深造诣，给我们讲了很多有关煤及煤燃烧的知识。技校教导主任是个小老太太，在火车车厢上爬上爬下很吃力，硕大的铁锹和弱小的身躯也很不相称，老太太的话很少，大家对她很关照，能不干就不干，能干多少算多少。所谓走资派，不过是车间一级干部，对我们很热情，多次邀请我们去家里坐坐。仔细打听，这些人其实也没什么大问题，只不过成立了革委会，这些人没得到安排，就暂时安排在煤场劳动。煤场的工人师傅对这些改造对象其实很好，没把他们当外人，对年老体弱者，也尽可能给予多方关照。在煤场也遇到一位清华电机系9字班的校友，魏光耀，他比我们高一届，毕业分配到这里。他就在这里开卸煤的机械装置，可以独立操作了，虽然他没有老师傅卸得干净，通常从他卸过的车厢里，我们要清理出较多的煤，但他的表现已令我们很羡慕了，工人师傅对他的评价也很高。他后来的工作也很出色，曾在国家电网公司任国际交流司司长，在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秘书长任上退休。我在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作了10年副理事长，和魏光耀的接触很多，有时我们还会聊起在高井电站的趣闻。

再后来，把我们分散到各班组劳动，电01班最幸运，分到电气班组，专业对口。高0班还是在热工部分，和煤粉、锅炉打交道。我还被分到磨煤班，看来和磨煤有缘分。同在磨煤班的有裴惠林、王之恂、杨冀平等人，还有企02班的叶大田、付胜初等几个同学。磨煤班管辖的范围很宽，包括输煤系统、磨煤机、输粉系统。高井电站的规模比东郊热电厂大，还有个老厂，和高井电站同属石景山发电厂，磨煤班的工人师傅也分新厂、老厂两部分，但算一个班组，人员统一调配，所以磨煤班的工人师傅比热电厂多很多，师傅中有一大部分是58年进厂的，来自河北涞水，当时大部分人的家还在农村。对班组里的师傅有几位印象深刻，至今他们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只可惜有些人的姓名记不得了。副班长是涞水人，好像姓葛，是新厂部分的实际负责人，班长在老厂。葛师傅精明能干，刚结婚，娶个本地农村媳妇，在附近安了家，很让其他家安在涞水的同事羡慕。副班长生过天花，有些人背地里叫他麻子，或称麻班长。有个李师傅是技术高手，他有一大批崇拜者，威望很高，我曾较长时间在李师傅的小组里劳动，从李师傅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他热心于技术革新，有很多成果。老刘师傅身材高大，是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老工人，经常给我们讲以前的故事，如日本人统治时期小日本如何残害工人，解放军是如何解放石景山发电厂的，等等。张师傅是老中专生，技术能手，是李师傅的高足，才华横溢，厂文艺宣传队演出的很多节目都是他创作的。后来我们的关系很密切，他对我讲了很多有关厂里的派系斗争情况。有位大学生分配到班组的时间不长，湖南人，长得五短三粗，像日本人，有的师傅背地里叫他“人头太次郎”。小高师傅很年轻，后来成为清华大学首届工农兵大学生，学的是锅炉专业，当时属电力系，和我一个系，我们在清华又有较长时间接触，从他那里了解了不少熟悉师傅后来的情况。

刚进班组第一天，跟着一位姓刘的小个子涞水师傅，到高处检修输送煤粉设备，空间不大，很热，在外边打扫卫生时，光膀子干活已习惯了，于是我习惯成自然地脱下工作服，甩开膀子干了起来，刘师傅见状，立即命令我，必须穿好工作服，再热也不能光膀子。在班组会上葛副班长也对我的行为提出严厉批评，通过这件事，我了解了产业工人的纪律性，干活必须穿工作服，而且要扎好袖口，在特殊地段劳动必须带安全帽，这些是必须遵守的劳动纪律，是血的代价换来的。另外，上下班的作息时间必须严格遵守。每天都会看到，当上班的汽笛响起，会有很多人，在厂区内拼命往班组跑，汽笛响过，进了班组门才不算迟到，只进了工厂大门但没进班组小门，不算准时上班。

老厂大修，我们从高井电站过去支援，加夜班是常事。有一次分配我和大学生师傅一起加夜班，他也是新手，实际动手能力比我们也强不了多少，当然他是师傅，我给他打下手。我们的任务是加热轴承，轴承受热膨胀，才能套到轴上去。加热方法是临时支起个大铁锅，里面放上机油，下面用明火烧，轴承就泡在机油里，到达一定温度后，就把轴承捞出来。我看机油很满，铁锅支得又不牢，一不小心，机油就会溢出来，下面是明火，很危险。那天我的头脑很清醒，算有先见之明吧。我先去找灭火器，看灭火器上的说明，了解使用方法，然后把灭火器放到铁锅附近，时刻准备着，大学生师傅对我的行为很不以为然。

大学生师傅在捞轴承时，操作不慎，机油溅出，遇明火，嘭地一声，火着了起来，火苗窜起1米多高，大学生师傅反应还算快，跳开了，没烧着。幸亏我早有准备，操起灭火器，扳动开关，一股强劲气流喷向烈火，当时精神高度紧张，只感到右手虎口处冷嗖嗖的，只顾看火，没有看手。我是第一次使用干冰灭火器，感觉它的威力是大，很快火就被我扑灭了，将火灾消灭在了萌芽状态。由于干冰灭火器喷出的是CO2气体，对周边环境也没有造成污染。另外由于扑灭及时，既没有造成火灾，也没影响工作进展，不算事故，大学生师傅对我心存感激。大火扑灭后，我才感觉到右手虎口处火辣辣地痛，低头一看，虎口处已鼓起一个紫色的直径有3厘米的大泡，以前只知道烫能烫出大泡来，不知道冻也能冻出大泡来，这次，我是亲自领教了。

1969年林副主席发表1号命令，局势紧张，要准备打仗，各单位都要挖防空洞，石景山发电厂也不例外。挖防空洞离不开石头，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任务是运石头，把大大小小的花岗岩往卡车上装。我仗着自己身强力壮，专拣大的抱，先把石头抱起来，走到卡车边，再上举，放到卡车上，这确实是力气活。老刘师傅带领我们干，老刘师傅见我干活太楞，提醒我说：“小伙子，悠着点，扭伤了腰，那是一辈子的事”。可惜那时我对老师傅的劝告没在意。由于用力过猛，几天下来，腰肌劳损了，不幸被老师傅的话言中。从此作下了病根，经常发作，发作时腰部很痛，用不上力，一般需一个多星期才能缓解。平时不知哪股劲用不对，就会复发，有时用钥匙开自行车锁这个动作，也会使旧伤复发，对干力气活以及体育锻炼都有很大影响，很是痛苦。记得一次在电工厂大扫除，大家合力抬走一块大钢板，我腰痛犯了，用不上力，老师傅说一句：“大家都得用真劲呀！”让我羞愧难当。真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呀！

毕业后我和高扬利用周末骑车去石景山看望熟悉的师傅，大家见面都很高兴。老刘师傅还留我和高扬在家吃饭，让老伴为我们做了一桌丰盛的午餐。高扬，安徽巢县人，毕业后留校，在自动化系电子学教研室任教，后来调到北京联合大学，担任该校自动化学院院长，教过的学生数以千计，桃李满园。高扬的外号叫高汤，外号的起源和我有关系。在石景山发电厂劳动期间，一个周末，我班几个同学出去玩，在外边一个小饭馆吃饭。饭馆可提供的饭菜名称都写在墙上，字写得潦草，我看到最后两个字好象是高扬，就问：“高扬是什么菜？你们吃过吗？”众人立马来了精神，叫过服务员问，才知是高汤。于是一人要了一大碗，味道不错，大家赞不绝口，喝个精光。那顿饭吃了什么已不记得了，只记得喝了高汤，其实高汤就是在开水里放点盐和酱油，再放几片葱花，喝起来咸淡适宜，清淡爽口。高汤物美价廉，有些饭馆是免费提供，深受广大工农兵喜爱。在吃饭过程中，大家议论起高汤的优点，七嘴八舌，认为深受广大工农兵的喜爱这条最重要，我们向工农兵学习，接受再教育，能做到深受广大工农兵喜爱，实属不易，这一点“高汤”作到了，已达极高境界，“高汤”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说到这里，话锋一转，矛头直指高扬。有人说，“高扬”叫起来拗口，不如“高汤”叫起来响亮，朗朗上口。“高汤”好哇，好叫又好听，又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以后就管高扬叫‘高汤’吧。”大家的意见一致，高扬本来就性情随和，经过大家这么一忽悠，对这个外号就欣然接受了。有外班同学来我班，常会被问及：“安徽巢县出了3位名人，知否？”一般都答不全，我们会给出正确答案：“曹操、华佗、高汤，是也。”这里说到高扬的外号起源，我还知道高0班其他几个同学的外号起源，虽然这些外号起源和学工无关，和我无关，但我愿意在此披露，和大家共享这些趣闻。

小胖并不胖，送此外号，仅是表达一个美好的期望。记得是王治本对我讲过这个外号的起因，“孙崇正身材瘦小，既无高度，又无宽度和厚度，长高已不可能，唯一的希望是长胖，在宽度和厚度方向发展。叫小胖，是希望他尽快长胖，表达大家一个美好的期盼。”今天的孙崇正确实长胖了，美好期盼实现了，只是不知这个外号是否起了促进作用。小胖毕业后留校，在自动化系任教，做过系党委书记，后来调到北京工业大学任校党委书记，展现出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他在领导岗位上的出色表现和长期在我班担负主要领导的经历应该有一定关系。

来自四川的吴光林，性情活泼，爱好广泛，一口浓烈的四川话，张口就是格老子，大家也没考证格老子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大家谈话中提到格老子，那肯定是指吴光林了。吴光林毕业后分到宝鸡，从地图上量，和四川很近了。他在宝鸡铁塔厂工作，后来做了厂长，因为铁塔是高电压输电线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吴光林的工作也算是专业对口了。

王之恂来自江苏常州，国学基础很好，喜唐诗宋词，喜练硬笔书法，称为老夫子还有另层意思：作学问很好，干体力活不行。高班毕业时，王之恂的中学师姐请他帮忙扛大件行李，他不能胜任，只好请我去帮忙，我欣然受邀帮他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老夫子毕业后分配到四川绵阳，后调回老家常州。毕业后不久他曾出差回校买可控硅元件，后来不曾谋面，近来经常收到之恂通过电子邮件发来的名画、名曲及诗词欣赏，看来兴趣爱好未变。

来自上海浦东的李福祺，做事认真负责、性格随和朴实，作班级伙食委员，工作任劳任怨，热心为大家服务，他虽然不是党团员，但在艰苦的劳动中能严格要求自己，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所以大家亲切称呼他为党外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李福祺毕业后留校工作，先在实验电厂作电气工程师，后来调回高压教研室，研究方向为高压领域的前沿热点问题—电力设备故障的在线监测。我班留校10人，没有转行，仍然坚守高电压领域的只剩李福祺和我俩人。

电0年级有的同学的外号起得很俏皮，例如：椭圆—杨士元（企02）似圆而非圆，此乃椭圆也。斯克马—斯忠仁（发0）发0同学认为，他有些观点和马克思的观点相左，于是把马克思的名字反着念，就成了他的外号。在下乡劳动时，当我班和发0在一起时，我们经常模仿样板戏“红灯记”里的对白，在田间、地头一唱一和，“刀是什么刀？”“日本指挥刀”。“马是什么马？”“发0斯克马”。

在整个大学学习期间，下乡劳动的次数很多，有时间较长的夏收、秋收劳动，也有时间较短的在学校周边农村的劳动，时间较长的有1-2周，时间短的是当天来回。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有两次，一次是平谷的夏收，一次是阳坊的夏收。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到平谷张各庄参加夏收，住在老乡家里，吃饭是轮流到各家吃派饭。劳动安排很紧张，起早摸黑，也很累。北京的麦收从6月中旬开始，这时北京的雨季也开始了，收下的麦子要赶紧打场、晒干、进仓，避免丰产不丰收。收下麦子后，还要赶紧抢种玉米，季节不等人。当时的口号是三抢（抢收、抢种、抢晒），下雨对抢种有利，对抢收和抢晒都不利，所以也叫“龙口夺粮”。为了“龙口夺粮”，我们一大早就出工，趁天气凉快，干活效率高。到了地头，一个人一垅，一字排开，开始拔麦前都要在地头休息一会，用老乡的话说，叫愣一会，会抽烟的可抽支烟。开始拔麦后，要一鼓作气拔到头，中间就不能休息了。在东北老家，麦子都是用镰刀割，北京郊区主要是用手拔，两种方法各有优点，拔麦子的优点是地里干净，下面抢种玉米好操作。割麦子的优点是，麦子根留在了地里，有利于土壤增加肥效。

我在中学期间经常下乡劳动，割麦子的技术已经很高了，拔麦子的技术和割麦子是相通的，除技术外，对体力的要求是耐力好，特别是对腰背肌、胯部和腿部肌肉的要求较高，此外，我的手比较大，一把可搂住的麦子多，几个因素加起来，我拔麦子有一定优势，和班上同学比起来，几乎每次都是我第一个拔到头。但是比起青年男社员，还是有明显差距。我班几位拔麦高手的水平，只相当于农村铁姑娘队的中上水平，和她们可有一比。一垅拔到头，都会休息一会，我班拔得快的同学除我外，还有杨志军、范全义、王治本、王钢、姜毅等，主要是北方来的同学，拔到头后，我们都会回过头来，帮助拔得慢的同学，把余下的拔完，然后大家一道休息。休息的时候能喝上放了盐的开水，补充盐分。每人的衣服上都可看到一圈圈的盐蹟。除了拔麦子外，我们还参加了场院劳动，也就是和脱麦粒有关的劳动，粮仓就在场院边上，我还清楚地记得，有天晚上我和班上几位同学主动来场院加班，请求队长派活，他让我们用大铁桶将晒干的麦粒一桶一桶倒进粮仓，那时的心情，真可用丰收的喜悦来形容。

我们所住的老乡家是个大家庭，腾出一个厢房给我们住，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成家，有了孩子，小儿子还没结婚，一大家人在一起，很和睦，其乐融融。小儿子叫张普修，个子不高，很结实，在生产队砖厂工作，负责和泥，使一根大铁棍，64斤，和鲁智深的铁禅杖一样重。他邀请我们去砖厂看过他的劳动情况，和泥过程中要用大铁棒反复敲打泥坯，铁棒越重，敲打出来的泥坯越致密，烧出来的砖质量就越好。和泥是力气活，负责这道工序的是两个年轻人，另一人铁棒的重量是50多斤，没有张普修的重，说到铁棒重量时，张普修很是得意。张普修的饭量很大，有一次一口气吃了8张大烙饼，张普修的的铁棒重量和一口气吃的大烙饼张数，好像是两项纪录，村里很多人都对这两个数据津津乐道。看来，能吃的人一定能干，二者是相辅相成的。麦收季节正是杏开始成熟的时候，有一天正在地里干活，有人告诉我房东大娘到处找我，我好生奇怪，我找到大娘问有什么事，原来房东大娘不知从那儿弄到十几个杏，非要一人分一个，让我们尝尝鲜，她知道我还没吃到杏，兜里揣着我那份，送到地里来了。

中午和晚上收工的时候，都有人来接学生去家里吃派饭，队长随便一拨拉，3人一组，随便跟个老乡就走，一顿饭吃一家，没重复过。第一天是周宝瑄、黄学光和我去铁姑娘队长家，她老父亲陪我们吃饭，铁姑娘队长和她妹妹要等我们吃完了才上桌，吃的是大黄米粽子和棒碴粥。那时农村还很封建，家家都是男主人陪我们吃饭，妇女要等我们吃完了才能上桌。看得出，当时老乡家都不富裕，但都会尽其所能，拿出好东西招待我们。好像大家在比赛，看谁家对清华学生招待得好，我们是越往后，吃得越好，甚至吃到了饺子和白面豆包。仔细了解，当时农村的收入很低，生产队的主要收入是粮食作物，工分值不高，家庭副业收入主要靠养猪，把猪养大卖了，不仅可解决零花钱的问题，还可将起圈的肥料交给生产队，换回工分。养猪的饲料主要是猪草，社员上工时几乎人人都背个筐，收工时还不能休息，要割一筐猪草背回家。生产队长也不例外，也要捎猪草回家，不同的是，生产队长不用筐，用个独轮车将猪草推回家。当时正处文化大革命之中，村中到处都是毛主席语录，我们在井台上发现有一条语录，写的是，毛主席语录：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没有用引号，让人看了，哭笑不得。

阳坊位于海淀区，是北京近郊区，相对较富裕。有东贯市和西贯市等村，据说村里有大石头，原来叫东贯石，西贯石，后来叫白了，成了东贯市和西贯市。阳坊是回民集聚区，社员多数是回族。1969年夏我们在工宣队带领下，到西贯市帮助生产队麦收。来之前工宣队反复交待民族政策，我们住在小学校，自己开伙，不去老乡家吃派饭。生产队长有两位姓李，是回族，一位姓崔，是汉族。主要是崔队长带我们劳动。崔队长的个子很小，力气很大，年龄也比我们大不了几岁。这里收麦子也是拔，我们这次劳动的时间比较长，有两个多星期，拔完麦子我们帮助打场。带领我们班的工宣队员是个小伙子，541厂的，和我们年龄相仿，2级工，个子不高，肚皮很大，他拔麦子很吃力，弯不下腰，每次都要靠我们的帮助，才能跟上大队伍。在场院上可干的活很多，肚皮大点也没关系，只见他大呼小叫，干得可欢实了。每天傍晚天一檫黑，他就带领我班男同学到附近的京密运河扑腾几下，还美其名曰“曝光”。

把麦子拔出来后，要就势打捆，这也是技术活，拔麦子的速度和打捆的技术也有关系。打好捆的麦子，如果湿，还要在地里晒一晒，然后要把麦子捆从地里背到路边，再装车运到场院。背麦子捆到路边也有技术，虽说一捆麦子没多少重量，但一只胳膊顶多夹两捆麦子，两只胳膊只能夹四捆，我们这些生手一次只能运2-4捆。社员有技术，把麦捆放在背上，用手抓住麦穗，可以一次背5-6捆。我觉得重量不是问题，关键是抓手问题，能抓起多少捆，就能背走多少捆。于是我想个办法，用捆行李的绳子，在地里把尽可能多的麦子捆绑在一起，只要用手抓牢任意两个麦子捆，整个一大抱麦子捆就可以背走了。崔队长看见一个学生一次能背走这么多麦子，很是惊讶，他还在路边数一下，发现我一次背了14捆。在收工时的总结会上，崔队长宣布了我创造的背麦捆的记录，并号召社员向我学习，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不知在阳坊这个背麦捆的记录是否后来被人打破。这次麦收，电0几个班的同学在一起劳动，毕业以后，有一次发0的陈默子见到我还说，对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干农活特别能干。我虽然在城市长大，但从小学就开始下乡劳动，历次下乡的锻炼，不仅增长了知识和才干，而且成长为干农活的一个好把式，我为能获得同学这样的评价，深感自豪。

这次到阳坊劳动，也带去几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监督劳动，接受改造。记得电机系的党总支副书记陶森就和我们在一起拔麦子。她年纪大了，又是女同志，文化大革命中身体饱受摧残，拔麦子这种活对她而言，是力不从心。尽管她很努力，但每次拔麦，她都会远远落在后面，别人拔到头休息时，她还不能休息。后来我班拔得快的几位同学，有意紧挨她那垅，时不时帮她拔上一段，拔到头后，返身再帮她把余下的拔完，这样在大家休息的时候，她也能歇一会。这次下乡劳动的时间较长，有文艺特长的同学就有机会显一下身手。记得企02班的余昌民写首诗，描写同学们战天斗地，龙口夺粮的事迹。我记得第一句是：“乌云从遥远的天际滚滚而来”。叶大田创作一个描写收麦劳动的女生舞蹈，带着十几位女同学排练，最后为贫下中农奉献了一台精彩的演出，诗配舞这个节目很精彩，只不过没弄明白，到底舞蹈是这首诗的伴舞，还是这首诗是舞蹈的前奏。记得我和高林等几个身材魁梧的男同学还表演一个队列操练。

麦子都收完了，打场也近尾声了，工宣队决定带领我们返校，为了不打扰贫下中农，决定半夜时分悄悄撤离。其实生产队领导早就知道了我们的撤离计划，安排社员蒸了两大锅土豆，为我们送行。大家背着行李，沿京密运河步行回校。走到颐和园时，天已大亮。未去参加麦收的几个同学来接我们，帮助体力弱的同学背行李，我们恰好在颐和园会合了。有哪几个同学记不全了，只记得有朱鹤年，大家走了大半夜，身材好像变矮了，这时朱鹤年那双大长腿显得格外醒目。这次麦收我们和阳坊的贫下中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回校以后，我们回访过阳坊，崔队长拿出刚蒸好的豌豆招待大家。崔队长、还有给我们作忆苦思甜报告的老贫农、阳坊小学的老师等很多人都去学校看望过我们。我们毕业离京时，还有人去车站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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