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同学》
裴惠林
摘录
1. 美丽的清华园，工程师的摇篮！（1964.09.01.）
记得那是 1964 年 9 月初的一天，是我到清华大学报到的日子。我记得，我自己提着行李，乘公共汽车赶到北京平安里，上了学校接站的大巴车。汽车把我们送到清华大学二校门，当我们下车后，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是两条大标语：一条是“欢迎你——祖国未来的工程师！”另一条是“美丽的清华园，工程师的摇篮！”当时，在我内心中燃起无限冲动，工程师将是我奋斗的目标。
接待新生的工作结束之后，进行了报专业和分班的工作，叶良卫向我推荐“高电压技术专业”是如何先进和有发展前途，我在他的鼓动下，报了“高电压技术”专业。结果，我和他一起被分到“高 01 ”班，开始了新的大学生活。我们重新分配了宿舍，把我和叶良卫分开，我被分到与发电专业“发 01 ”的宿舍去住。
叶良卫的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班上有三个人是一个类型的人，我、叶良卫，还有一个是詹必川。平时，人们都看不出我们怎么用功，一到考试却都考的不错，一般也在八、九十分。我们该玩的玩，该锻炼的锻炼，该看电影的看电影，（那时校大礼堂几乎每晚放电影，我们一个星期一般要看上一两场）该打闹的打闹，学习起来显得很轻松。其实，学习成绩好，不是我们有多聪明，而是我们的学习方法掌握的比较好。现在总结起来，我想有三点做的比较好：
一是我们思想转变的比较快。 大学的学习与中学有了很大的不同。大学的课程也与中学课程也有了很大的区别。我当时就认识到， 大学的知识是动态的、空间的和随机的。而中学的知识是静态的、平面的和理想化的。 用中学的学习方法，来学习大学知识是不行的。必须在学习的思维方法上，有一个很大转变，才能适应大学的学习。例如，高等数学发散和收敛思维，趋近于而不等于的思维；制图的空间形象思维；电工的瞬时思维等等。要学好大学的课程，必须改变中学的思维方法。我首先注意了转变自己的思维方法，学会了形象思维、空间思维、发散和收敛思维、动态思维、分解与综合思维等等。由于思维方法转变的较快，所以，大学课程学起来也没有费太大的劲。现在看来，正确的思维模式和思维方法是解决难题的最好的钥匙，是轻松学习的基础。有些同学上清华前成绩是区第一，县第一。就是思维方法转变的慢，大学学习起来非常吃力。其原因就在于思维转变的慢，跟不上大学的学习进度。
二是我们仍然保持着中学时期就形成的很高学习效率。我们不在学习上拼时间，非常注意的是学习效率。每个难题，每项课程内容，在弄懂弄通的基础上，不过多的纠缠，不过多的解难题和偏题。 我发现，大学课程中，如高等数学、高等物理、化学以及电工学等等，其中，各项定理的推导和证明是很难的，但其结论却很简单。我当时只要弄懂推理过程，会用简单的结论解决实际问题就可以了。
三是我们注意劳逸结合。我仍然保持着 4点后锻炼的习惯，每天雷打不动。除了每星期二、五参加两次校田径队活动之外，其它下午4点以后时间里，或是在篮球场上打篮球，或是在东区操场上练跑步。我认为，参加体育锻炼是休息大脑的最好的方法。我在锻炼时，把学习的事全部忘掉，全心的锻炼，尽情的玩耍，使脑子得到充分的 休息，每当晚上上晚自习 时，脑子就非常清醒，学习起来效率就特别高，记忆力也非常集中。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学习起来就显得非常轻松，在别人看来就好象不怎么费力似的，这是我们学习的诀窍。
我是班里的体育委员，我的理想就是在班里建立起一支较好的篮球队，当时，班上打篮球比较好的除了我之外，还有叶良卫、吴元等人，还凑不成一个球队。与别的班进行篮球比赛，总是输多赢少。为了把班篮球队组建好，我把班上的几个大个都发动起来，每天硬拉着他们到东区篮球场去打篮球。范全义外号范大个，是河北农村来的，他是一个非常正直醇厚和做事非常认真的人，一点不会打篮球，就是个子高，我看好他可以打中锋，就拉他到球场上每天练。东北黑山来的王刚，个子也比较高，也稍微有一点篮球的基础，我也拉他每天练习篮球。有时打球打到天黑，都赶不上食堂的晚饭，后来有了经验，打球中抽空先把饭提前打好，再到球场继续打球，这样就可以打球吃饭两不误了。王刚后来成了很好的球员，他的上篮和抹篮技术堪称一流。还有哈尔滨来的关志成，个子高动作也灵活，也有打篮球的喜好，我也拉他去球场上练习。经过半年的练习和培养，他们的球技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慢慢的打上了班球队的主力。另外，还有一名叫向正举，人送外号叫“向痞子”，他是一个非常有灵气的孩子，他的左手带球上篮技术也是一流的，投篮也很准，是队里不可缺少的前锋。再加上我、叶良卫、吴元等人，这样，一支很有实力的班篮球队就形成了，与别的班打篮球开始赢多输少了。我由于身才不高，打篮球比较吃亏，逐渐在班队里退到二线，有时打打替补，有时当一当裁判，我在初中三年级时就是国家篮球三级裁判。我们班队有时与别的班比赛，有时与别的年级比赛，有时与别的系比赛，有时还与教职工的队比赛，大部分都能赢对手，可以说“打片天下无敌手”。记得，六九年底，我们到高井电厂实习时，与电厂联队打了一场篮球，当时就是以我们班队队员为主，电厂队员是以获得过北京电厂系统冠军的队员为主。那场球打得很激烈，双方比分交替上升，一点不敢松气。我们打得非常好，防守积极，进攻迅速，投篮准确，配合熟练，最终我们以两分险胜对手。我们班篮球队从一个不会打球的队伍发展到具有较高水平的球队，我心中感到欣慰。
在班上，当时会照相的人很少，大概只有我和叶良卫两个，因为玩照相要买胶卷，要冲洗，要印照片，要化不少钱，一般人在当时是玩不起的。我从初中就喜欢照相，自己动手还制作了简易的冲洗设备，自己照自己冲自己洗照片什么都干过。叶良卫带来一架照相机，经常给我们大家照相。我家也有一架照相机，型号是 120 的，照出的照片是大的，一卷胶卷只能照 12 张。他带的相机型号是 135 的，一卷胶卷可以照 36 张。 在刚到清华的时候，我们在学校里到处转悠参观，叶良卫就给我们大家照了不少的相片，其中，我和黄立培在 11 号楼前手拉手照的一张照片，就是出自他的手，已经成为很有纪念的照片了。另外，我们到颐和园还照了不少照片，现在都丢失了。记得有一次，我们班一起到圆明园开了一次“忆历史，不忘耻，展未来”的誓师班会，在圆明园遗址上照了一张全班集体照片，反映了全班真实的面貌，非常有纪念意义，这张照片也出自叶良卫之手。还有就是工宣队进校以后，有一次，我们一起到五道口北航北墙外参加收稻子的劳动，回来路过校主楼，大家照了两张集体合影，虽然用的是工宣队师傅的 120 照相机，不是叶良卫的照相机，但一张是他照的，另一张是我照的。两张就把所有的人员全都照全。这次也是在大学中难得的几张照片之一。
5. 到位于昌平的第三工程兵学校下连队当兵（1965.06.20.）
大一快要结束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到解放军连队去军训，我们到昌平工程兵学校下连队当兵的一个月。当时，不叫军训，而是叫下连队当兵，为期一个月。在部队的这一个月，我们学会了队列，学会了打枪，学会了游泳，学会了投弹，学会了用炸药包，学会了埋地雷，学会了打伏击战，学会了夜行军。我们在学军的一个月里非常开心。
在当兵快到结束的最后几天，我们到十三陵水库的北边大山里拉练了三天。在这三天里，我们白天帮助老乡在地里干活，干活回来请老人做忆苦思甜报告，晚上大家学习讨论，完事就分散住在老乡家。第二天，老早就起来，给老乡打扫院子，跳水劈柴，然后再出早操。记得，老乡在忆苦思甜时，都讲的是一口的“京北话”，再加上北京的土语，让班上大部分南方同学听不懂，就跟听天书一样，我还得为他们用普通话翻译。就这样在村里住了三天，大家都没有休息得太好。到了第三天晚上，连队安排的我们先和老乡一起看部队放影队给演的电影，我记得演的是“南征北战”，演完已经是十点多了。然后，把我们拉到村外的大山里进行伏击战的演习。当时，我们每支步枪发了十发演习弹，两枚纸做的手雷弹，每支机关枪发五十发演习弹。演习弹就是去了弹头的，击发后只冒火没有子弹打出空弹壳。我们分成两拨，一拨先在山坡上设伏，一拨扮演敌人在山底下边打枪（火力侦察），边走入伏击圈。等“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连长一声令下“打”，全体一齐开火，顿时，整个山谷里枪声大做，手雷弹乱扔，爆炸声响成一个。一场伏击战打响了。我们先是一阵枪炮，然后，一个冲锋冲下山去，“冲啊！”“交枪不杀！”结果，把“敌人”全部活捉，取得了伏击战的全面“胜利”。
打完了伏击战都快一点了，跟着就是夜行军，要走四十多里山路，赶回工程兵学校驻地。我们这支将近二百人的队伍，排开一字长蛇，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向驻地出发了。我们没有夜行军的经验，只是跟着队伍走，不时还从前面传来口令，“前面有小沟，大家注意！”“前面有石头，要绕行！”“大家休息，喝点水！”“原地休息！”等等。我们已经折腾了三天，又打了一场伏击战，真实又饿又累又困。大家最爱听的一句口令就是“原地休息！”因为，一休息，大家就可以在地上一坐，靠着自己的背包上，打一个盹。部队一出发，还得一个一个地扒拉，“走啦！”“走啦！”大家才站起来继续前进。我们一边走，一边睡，昏昏沉沉得向前走，两脚完全是机械式地移动。有一次，口令下来“休息！”我找了棵小树一靠，从挎包里拿出一块“窝窝头”来吃，吃了几口就睡着了，“窝窝头”还在嘴里，就打起呼噜来，被大家发现了，都拿我的事当成笑话来说。说：“小惠吃着窝头打呼噜！”没有办法，真是太困太饿又太乏了。就这样，我们边走边休息，迷迷糊糊地走了一夜，到了驻地已经早上八点多了。我们草草洗漱一下，好歹吃了口饭，就直奔床铺倒头便睡，整个宿舍呼噜声一片。杨志军睡的非常香，大家的呼噜声都听不到了。中午吃饭时，怎么叫都不醒，还是用手推醒的，“醒醒！吃午饭了！”这才起来和我们去吃饭。事后，他对我说：“我有一年没有睡过这样香的觉了。”从这件事中我总结出一个道理，治疗神经衰弱的最好办法就是：少用脑子，多从事体力劳动。
6. 文化大革命：大字报、大辩论。（1966.05.16.）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们一起参加到群众运动的洪流中去。一起看大字报，写批判文章，晚上一起玩扑克。后来，学校分成两派，叶良卫到了团派，我参加了“ 414 ”派，我们接触的少了。再后来，学校两派开始“武斗”，刚开始，叶良卫还参加了两三场武斗，都是用铁棍扎枪进行的，到后来真正动起枪来，他也就回上海老家去了。我们班上没有铁杆“老团”和“老四”，大家都比较温和，即使在两派闹得最凶的时候，班里也比较平静，没有什么大的冲突。我们年级有一个“捉鬼队”，是铁杆老团，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一些打打杀杀的人，只会干一些捉王光美和武斗的活，没有太大的能耐，在老团里也只能充当打手的角色，我们班上的同学很少与他们打连连。记得，那时在 11 号楼和 12 号楼之间装有 11 个大喇叭，每到夜里一、两点钟，两派就开起大喇叭，广播派战文章，两宿舍楼间不足 30 米，十一个大喇叭一起开动，声音有多么大，吵破了天。这边广播说：“ 闪光的东西不一定是金子！ ”那边说：“ 不闪光的东西一定不是金子！ ”很多同学都睡不了觉，都起来在桌子上打扑克玩，我和叶良卫是想玩就玩，想睡就能睡，根本不在乎十一个大喇叭吵闹和同学们的说笑。大家都说我们真行。
学校开始武斗后，我得知杨志军在科学馆参加老四守卫队伍，科学馆四面被老团包围的孤立的据点，平常是不能出来的，四周都有老团的看守。特别是在动枪动炮以后，出据点的机会就更不可能了。有一天，我突然听到消息，说守科学馆的一个人被老团用枪打死了，说是姓杨，我就为杨志军担心。到了下午，消息证实了，死的人叫杨志军，是老团的一个枪手从阶梯教室旁边的小山坡打的。当时，杨志军正在科学馆通往工字厅的过道上，由于工字厅通到科学馆壕沟，到科学馆门前有个台阶，人需要猫着要上来，虽然两边也堆了一些沙袋，但，一不小心，就能露出脑袋。他一个没留神，被一枪打到脖子的动脉上，血从脖子上窜出老高，止也止不住，不一会就断了气。由于，被包围在中间杨志军的尸体运送不出来，只能先暂时放在科学馆的地下室里。
老人最后提出要见自己的孩子最后一面，大家商定，第二天由杨志军哥哥陪着老人一同去清华，由老四与老团交涉，请求进入科学馆见杨志军一面。交涉了一天，老团也没有让老人进去，未能完成老人想见孩子一面的宿愿。与此同时，从动力农机系馆到科学馆的地道工程也开始了，老四想用地道把杨的尸体运出来。据说，杨志军的哥哥把此事报告给迟群，迟群又将此事报告给汪东兴，汪东兴又把此事报告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批示，由 8341 部队带领工人宣传队进住清华和北大，当时就没有通知所谓的“中央文革小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杨志军的事件促进了高校派仗的解决。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和“小黄立”进行了第一次乘火车的“大串联”，我们先到了上海，住在上海交大，先后到上海几所大学了解了“文化大革命”情况，并 游览了上海外滩和南京路、淮海路、御园庙会 等地，很是开心。然后，我们到了江西南昌，除了到南昌几所大学了解情况之外，还参观了 八一起义纪念馆，贺龙指挥部和八一广场， 我们经受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后来，我们又乘车到了重庆，住在重大教室里，我病倒了，拉肚子发高烧，不能起床，可急坏了“小黄立”，他又带我去看病，又喂我吃药，又给我打水，给我打饭。我在临时宿舍里躺了两天，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小黄立”一直陪在我身边照顾我，那里也没有去。到第三天，我的病好多了，在我劝说下他才自己去到重庆市里转了转。这就是我的好弟弟，比亲兄弟还要亲。到了第四天，我的病几乎完全好了，我们一起才到“ 渣滓洞”“白公馆”和“红岩村” 去参观。后来，我们又到了四川成都，先到几个大学看了看，又用一天的时间去了 “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 接受了一次“阶级教育”。在回北京的路上，路过西安，碰见姜毅等人，大家一商量，打算回北京组织长征队搞徒步串联，就随他们一到回到北京。
在“长征”开始之前，我们进行了一次预演，从学校走到八达岭长城。那天，我们早早就起床，带上昨天就准备好的干粮，一路唱着歌就出发了。我们沿着京张线铁路一路走下去，累了就休息一下，喝口水再走，走到清河才吃早饭。走到八达岭已经快到十二点了。站在八达岭长城上，向北一望，群山叠障，高低起伏，非常雄伟开阔。黄立培可能还是第一次到长城，心情非常激动，我们止不住地朗诵着毛主席的诗词：“不到长城非好汉， ------”。我们在长城上吃了饭，又玩了一会儿，便下山往回走，当时，已经三点多了。虽然是下山，但我们真的有点累了，走也走不快，到了南口已经五点了，实在有点走不动了，眼看天要黑了。我们决定坐点火车吧。从南口到清河坐了一段火车，下了车，我们又从清河走回学校。紧赶慢赶也没赶上食堂开饭。虽然没有走完全程，但我们还是有了走长路的感觉了。我们总结后得出结论：走长路不能走得太快，每次也不能走的太长，一般走六、七十里路最为适宜。
在我们班和我接触最多的是杨冀平，她是江苏无锡人，中等个，圆脸蛋，厚厚的嘴唇，在明亮的眼睛上面带着一付较宽边眼镜，她是我们班不多的近视眼人之一，她说起话来略带有一点稚气，身上有一种南方女孩子的气质。由于我是班上的体育委员，她是班上的文艺委员，所以，我们接触的就比较多，她到男生宿舍来的也比较多，我们俩经常在一起商量班上的文体活动如何搞？怎么活动？由于接触多了，说起话来也比较随便了，有时我还爱和她开个小小的玩笑，搞点滑稽动作斗一斗她。每当和她开小玩笑时，她都抿嘴一笑了之，很少恼怒和不高兴，说明她心胸还是比较宽阔和开朗的。
我最佩服她的一点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决定参加我们的“小长征队”，同我们男同学一起从北京走到太原。当时，徒步串联是非常辛苦的事，特别是在冬季更难，也可以说是自找苦吃的事，杨冀平能够参加这样的活动，这本身就是很了不起的。比我们班上的其他女生都要强。在“小长征”的过程中，虽然刚走的头一天，双脚就打了大炮，我看了之后，非常惊讶，人怎么会一走路就能打那么大的炮哪？我的双脚就没有一个炮。我教他们怎么挑炮，让他们把缝衣针在火上烧一烧，等针凉了后，从脚炮的侧面穿透，把水挤出来。第二天，大队继续向前走，就看到杨冀平一瘸一拐的跟着队伍向前走，面部流露出非常痛苦的表情。的确，打炮又挑破的脚，一上路就象针扎了一样疼，确实是够她们受的。我们又干着急，没有办法帮她。杨冀平是我们“长征队”里脚上最爱打炮的一个人，三天两头脚上打炮，我们管她叫“炮手”，这一路上，她都是在痛苦中度过的，很少看到她的笑脸。所以，我很钦佩她能够坚持到底的精神，这对于一个南方来的没有吃过苦的女孩子来说，确实是不容易的。有一天，我们从五台山的北坡翻过大岭到南面五台山庙宇时，发生了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那天，早上五点中从我们住的岭底村出发，由向导老乡带着到了五台山大岭的北端底下，指给我们上山的路线后，老乡就返回去了。于是，我们就开始爬山，那里有路呀，全是长满杂草和荆棘的山坡，根本就找不着一条小路，我们满山遍野找路向上爬，经过近四个小时才爬到山顶，山上的风大得能把人吹到，站都站不住，风非常冷，我们的大衣被风一吹就透了，就向没有穿衣服一样。我们躲在一个巨大石头后面，简单吃了一些我们带的干粮（窝头和咸菜），休息了一会儿，继续向前走。前面的路非常难走，其实并不是“路”，而是人走的多了踩出来的小道，只够一个人走的那么宽，曲曲弯弯的看不到头，小道的下面就是有好几十米深的山沟，一不小心要是掉下去将粉身碎骨。我们把三个女同学分别排在队伍的前、中、后三个地方，两边都有男同学保护，杨冀平和我排在队伍的中间，我们一字长蛇阵非常小心地向前走。突然，一阵大风吹来，杨冀平脚下一滑，一个没有站稳，就要摔下去，当时，我也急了，一把拉住她向后一拖，我们两人就横躺在半山坡上，悬一悬没有掉下去，姜毅、黄立培等人很快跑过来，把我们两人拉起，才避免了一场大事。走完了那段险路之后，我还心跳过速不止，有多危险呀，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怕。
由于我与杨冀平接触教多，又一同参加了“小长征队”，平时在一起聊天说话也非常随便，毫无顾计，所以，班上有不少同学还以为我们俩人在谈恋爱哪。其实，我们并没有过这样的意思，我们只不过是很要好的一般同学，只不过是男女同学的一般关系而已。其实，同学们并不知道，在我内心深处，早已经有人占据着，那就是我的小学的同学，我的邻居的一个女孩子，我们一起上小学，一起长大，“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当时，在我的心中再存不下其他的女孩子了，因此，我和别的女孩子交往中总是躲避不提交朋友的事。后来，由于这样或那样的种种原因，最终我和这个女孩没有能成为眷属。
说起“小长征”，不能不提到和我们一道“小长征”的两个山东大汉，一名叫姜毅，一名叫王 治本。姜毅是我们班的班长，长得瘦瘦的高高的，略有些驼背，有点八字脚，走起路来哈巴哈巴的，趟着地皮。他是我们长征队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他首先提出，组织一个小队，从北京走到革命胜地延安，我们班有几个人响应，人数不够，他有联系到企 02 班的王普、叶大田等人，终于组成了长征队，完成了我们自己认为的“创举”。他的学习成绩不是太好，却有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组织能力很强，而且不怕挨骂和大家的意见。平时，他是一个很随和的人。有一次，放寒假后，姜毅从山东老家回来，带来一口袋山东大红枣和一口袋花生，分给我们全班同学吃，山东的大枣又大又红又甜，真是好吃。花生也很饱满，又香又脆，吃起来没够，再去和他要。
邱思渝跟我们一起参加了从北京走到太原的“小长征”，在长征过程中，小邱表现的非常坚强，不吭不哈的跟着大队前进，有时还与我小声的聊上几句，发表一下对周围风景的看法。他是全队最不爱与人争执的同学之一。他路上没有打过炮，没有生过病，没有掉过队，在我的记忆中他是全队最让人放心的人。
王志本真是个山东大汉，个子高高的，长得非常健壮，一张稚气的娃娃脸透出憨厚和忠诚。记得他到清华报道时穿着补丁落补丁的衣服，可能是当时衣服穿得最破旧的人之一。他也不太爱说话，说起话来直来直去，他要是认准一个理，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一看就是忠厚老实的且家境贫寒的好人。他和我们一起参加了“小长征”，在路上他能不断地帮助别人，帮体力不支的人背背包，住在老乡家时帮助老乡担水，下地干活平整土地，给老乡理发剃头，什么事都抢在先干。在我们班到农村参加麦收、秋收劳动中，王志本也是一把好手，好象在他身上有使不完的劲，真象一匹不知劳累的“老黄牛”。记得，我们班星期六下午有排队理发的习惯，一到那时，需要理发的人排好队，由我一个一个地给他们理发。由于我的理发手艺比较好，大家都愿意叫我给理发。有的时候，我忙不过来，王志本也来帮忙，从别的班借来推子，两把一同理，他也会理发，不过手艺比我稍差一些。我们班百分之八、九十的人的头都是出自我们两人之手。每个星期六下午理完发，我才骑自行车回北京城里的家。
和我们一起参加“小长征”的还有朱鹤年，他是来自江苏的农村，来时穿着补丁落补丁的衣服，也是班上穿补丁衣服最多的同学之一。他个子也是高高的，脖子长长的，腿又细又长，人却长得很瘦，从形象上看，真象一只大仙鹤。特别是他说起话来，或与人抬起杠来，嘴一蹩一蹩的，脖子又一梗一梗的，更象仙鹤，这正对上朱鹤年的“鹤”字。 他除了学习不错之外，他的文学也非常好，是校诗文社的成员，爱好写诗作文，“文化大革命”中，班上很多批判稿都出自他的手。 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好与别人辩论和抬杠，他做事非常认真，好叫个死理，而且，从来不服输，有时辩论完了，过了很长时间，他还想着辩论的事，甚至还要不依不饶地低声的唠叨几句。
在行军的路上，经常发生争论，主要是行走路线的问题发生争论，有时甚至能吵起来。我们班是以朱鹤年、姜毅为主，企 02 班以王普等人为主，每到发生矛盾时，都是由我和叶大田来做调解人，做两方面的工作来达成一至意见。争论的焦点无非就是：走什么路线，走大路还是走小路，是继续走还是留住进行调整。这也真是应了毛主席的那句话：两条“路线”的斗争无处不在。
跟我们一起参加“长征”的还有一个四川人，他的名字叫吴光林。他人长的很瘦，身材也不高，瓜子型的娃娃脸，鼻子和嘴稍微有点鼓，长得象个四川峨眉山小猕猴。他的性格外向，好动好跳，好说好笑，好玩好闹，也很象只小猴。在长征中，我们一路玩耍，一路欢笑，一路高歌，一路感慨，非常开心。
杨志军劳动起来是一把好手，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到北京平谷一个山村去帮助麦收，当 时，还是生产队制，人民公社下有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有生产小队，队员出工队里记工分。生产队的麦田连成一大片，一眼望不到头。我们到麦田后，一字长蛇阵排开，每人一垄两流麦子，站在这头，望不到那头，老乡跟我们说这一垄就是一亩地。开始一割，就看出谁是好手了。我是干使劲不出活，汗珠子一个劲地向下流，不一会就落到后面。看看杨志军，头一低，腰一弯，蹭蹭地向前推进。等我们刚刚割到一半的时候，他已经把一垄全割完了。回过头来，他又帮助我们割的慢的同学收割，每一垄地，至少他要帮我三分之一。从那时起，我才知道什么叫农民子弟，知道在劳动上我们这些城市来的人与他们的差距。
我是一个能吃能玩能睡的人，如果我想睡觉，用不了五分钟就睡着，而且，还打起呼噜来。我睡着了，雷打也打不动我。有时躺着聊天，聊着聊着就睡着了，别人还正说得起劲那，我的呼噜已经打起来了。因为是这样，我每天休息的较好，所以学习的效率就高，精力就很充沛。我就不知道神经衰弱是怎么一回事，怎么还有睡不着觉的事？有一次，我问杨志军神经衰弱是怎么症状，有什么表现？他想了想回答我说：“神经衰弱主要的表现是：‘晚上睡着了就跟醒着一样，可白天醒着就跟睡着了一样。'我就是如此，晚上睡不着觉，白天不想睡又不睡不行，非常痛苦但又没有办法。”我说：“那不是整天迷迷糊糊的吗？”他说：“就是这种感觉。”我既为他的痛苦而难受，又为他总结的神经衰弱的表现而好笑，“ 睡着了跟醒着一样，醒着跟睡着了一样 ”是杨志军经过切身体会得出的多么精辟的一句话呀！后来，杨志军参加了气功学习班，每天下午四点钟到学习班去练气功，对他的身体有所帮助，神经衰弱也略微好了一点。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工宣队进校，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我们班一切又恢复了正常。杨正来开始和我开玩笑，他一见到我就说：“小惠二十五，衣破无人补”。小惠是我自己给自己起的外号，因为，我姓裴，叫小裴不太好听，好象总赔钱似的，于是我把我的“裴惠林”三字的第二个字叫成外号，就成了“小惠”，大家就这样叫开了。我不起外号不行，我怕别人给我乱七八糟起个外号，还不知道叫什么哪？我又特别爱给别人起外号，先给自己起个好听的外号，也省得别人老惦记着。不久，很多人也见我说起 “小惠二十五，衣破无人补”，成了大家的口头禅。当时，我确实是二十五岁，也确实没有正式谈女朋友，大家说的也不过分。后来，我发现，每当杨正来说我“小惠二十五，衣破无人补”时，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在他的两眼中流露出一种青春的渴望、乞求和无奈的眼神。我知道，他是拿我来说事，其实，在他（或他们）心中，已经萌发了想交女朋友，想搞对象的迹象和渴望了。 说来，大家都已经二十四、五了，也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但是，我们班上的同学大都是非常不活跃的人，和外界联系比较少，没有交女朋友的环境和机会，再加上大部分同学都是外地人，和社会上也没有联系，搞对象谈何容易。所以，直到毕业，班上大部分是光棍。
我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我没有能正式交女朋友是有很多原因的。当时，我记得清华大学有三项规定：第一条就是不能搞对象；第二条就是一门功课不及格留级，两门不及格退学；第三条就是十点钟必须熄灯睡觉。同学们都感觉得学习压力很大，学校又明令禁止搞对象，如果要搞，就要偷偷摸摸的搞，不敢声张。我认为我的年龄还小，不用着急，不要违反学校的规定。所以，我把谈恋爱的事一直向后托，没有进行。
再有，我认为谈恋爱是要讲缘分的，男女两人之间要有缘分才能成功，没有共同的思想，共同的爱好，共同的礼念，共同的家庭背景，共同的语言是不能成功的。也就是说，两人接触要有感觉，没有那种强烈的热恋感觉是成不了夫妻的。我和班上的同学有所不同，我性格比较活跃，接触面比较广，我喜欢体育，又喜欢文艺，在班上、系里、学校体育队、文艺队里联系都比较广阔，再加上与女同学接触的也比较多，我的性格又开朗大方，又很怜香惜玉，所以，得到很多女孩子的青睐和追求。在小学、中学就有很多女孩子对我有好感，在大学里又有很多女同学对我暗送秋波，对他们的追求我都不动颜色，不温不火的与以处置。其实，我也暗中在对每个女同学进行着摸排和找感觉，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原因找不到感觉。所以，一直拖到大家说我“小惠二十五，衣破无人补”的时候，直到毕业也没有谈好对象。
宫一棣是我的老乡，也是北京人，长得白白胖胖的，圆圆的脸蛋，圆圆的身躯，个子不高也不低，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的，一说话嘴角向两边一瞥一瞥的，两片嘴唇一憋一憋的，显得十分认真。她待人端庄，很有礼貌，显示出大家闺秀的气势，和居高临下的气质。有一次，班里在我们宿舍开会，我坐在她的旁边，快到吃饭的时候，有点饿了，就掀开她的衣袖，看她手表是几点了，当时，班上带手表的人只有两三个，我看她手表的同时，也看到她的白胖的手腕上，满是肉，留下深深的腕沟。在即将毕业的前夕，我们到石景山高井电厂实习中，宫一棣和吴元突然宣布其恋爱关系时，引起全班的一片骚动，大家都为这两个非常老实而又不多说多笑的人感到惊讶。其实，我当时并不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我就从她们两的眼神里发现了问题，当班上开会，或进行什么活动时，我就从宫一棣和吴元交换的眼神中，怀疑这里面有点事，虽然不敢断定她俩在搞对象。果不其然，没有几天就宣布了关系。我很佩服她俩的眼光，的确她俩是天生的一对。
说到这里，再说一说吴元。他也是我的老乡，也是北京人，是北京师大附中的毕业的，在班上担任学习委员。他身体健壮，个子高高的，圆圆的脸蛋，略胖的身躯，宽宽的肩膀。他不太爱说笑打闹，做起事来总是一板正经，非常认真。他和你谈话或聊天时，从不大声说话，两双眼睛看着你，总是象试探你有什么反映，决定下面的话是说还是不说似的，在我看来他是一个非常有心计的人。他学习很优秀，自己又非常努力，所以在班上是属一属二的。他喜欢游泳，打乒乓球和打篮球，经常和我一起打篮球，他是班篮球队主力之一。我非常愿意和他聊天，在课间，在打篮球之后，在打乒乓球的路上，在下乡劳动之余，我们聊的很是开心。他的知识渊博，爱好广泛，与我兴趣相投，在对一些人，对一些事，对时局，对学习，我们都有惊人的一致看法。
当吴元与宫一棣的恋爱关系宣布后，我对吴元的选择还是很钦佩的。其原因有四：第一，他们两人有相应的家庭背景。我认为，中国的传统“门当户对”是选择对象的首选。第二，他们两人都是北京人，有共同语言。第三，两人的性格都比较内向，性格相当，生活中遇到事情绝对打不起来，只能慢条斯理地解决。第四，两人都长得圆圆的胖胖的，脸型还比较像，说起话来的劲头也很相似，这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我暗自为他俩的结合而庆幸和祝福。
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是东北大汉关志成，大家都叫他“小关”。他是哈尔滨人，关志成就是这样直爽、实在、坦诚、醇厚的人。
他是班上的团支部委员，很会做思想工作，在我入团的问题上，给了不少的帮助。我们经常一起聊天谈心，我发现在对待很多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很是相似，有时是惊人的一致。我有写日记的习惯，不是天天写，遇到什么特出的事或有什么感想心得时，总是要写上一篇，大学生活日子多了，也有厚厚的一本。那是我内心的流露和看法，是绝对保密的，是不能给别人看的。由于，我和“小关”很是要好，已经是心心相通了，所以，他可以看我的日记，并对我写的日记内容进行交流和谈心。我们就是这样的亲密无间的关系。
和“小关”接触最多的还是在篮球场上，几乎每天四点钟以后，我们都到东区操场上打篮球。我们一起滚一身臭汗，一起到浴室去洗澡，一起吃饭。这已经成为我们快乐生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工宣队进校后，两次下厂实习，一次到北京热电厂，一次到石景山高井电厂，我们都分在同一个班组，干同一种活。我们最后一次在高井电厂实习，实习之后我们就毕业分配了。我记得，当时，我们高井班的工人到老厂去支援大修，我们同学也跟着去了，每天都要翻过石景山的山梁，早上去，晚上回。
有一天，在回来的路上，在石景山的山顶上休息，“小关”向我透露了一个秘密，就是企 02的叶大田托人向他示好，想交朋友的意思。“小关”说我和大田最熟，在一起“长征”，又都在系的文艺宣传队，很是了解。问我的意见如何？这个朋友能交不能交？我先是有点惊讶，后又仔细一想，就谈了我的看法。我说：“大田是个好人，也是非常难得的好人。她性格外向，活泼开朗，人缘很好，在“长征队”里口碑也很好，在发生矛盾的时候，能做双方面的工作。她是一个有理想，有大度的人。大田的性格外向，小关的性格偏重内向，将来正可以互补。”我又说：“两人各方面条件相当，可以说是“门当户对”。我又说：“大田的兴趣爱好广泛，特别爱好文艺，爱好跳舞，并且是一个很有内秀的人，‘心有灵犀一点通'，她就是心有“灵犀”，又有心计的人。小关虽然好打篮球，但兴趣不太广泛，这一点还要向大田学习。”总的来讲，这样的女朋友是可以交的。另外，我还与“小关”开了个 “玩笑”，我说：“叶大田可有点“厉害脾气，按你屈己从人的性格看，将来别成‘妻管严'吧，哈哈！”在山上聊完了之后，“小关”非常高兴，可以看得出来，兴冲冲的下了山。回到宿舍我躺在床上在想，好你个叶大田，你真有眼力呀，不吭不哈的竟然敢来抢我的好朋友，真是胆子不小啊！后来又想到，抢走就抢走吧，反正要毕业了，“小关”和我总是要分开的，就让给她吧，关志成能找到一个好伴侣也是他的福分吧！也算有一个好的归宿吧！
没过几天，“小关”在班上宣布了与叶大田的关系，引起了全班的极大震动，整整轰动了三天，大家都认为，象“小关”这样的“老实巴交”的人也偷偷搞上对象了，真是不可思义。
我们班共有三名四川人，除了吴光林之外，还有黄学光和崔德光。我们管四川三同学叫“三光”，就跟四川方言剧《抓壮丁》所说的“抓光、抢光、榨光”的三光政策一样，很有意思。黄学光人长得很壮实，大脑袋方脸庞，一双“色迷迷”眼睛，说起话来，总是瞪得大大 的，他一般不会小声说话，说起话来总是“瓮声瓮气”的，略带点四川口音。他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班里哪有事情，他都要插一杠子，他的嗓门很大，盖过所有的人。他从不在乎别人说他什么，也从不往心里去，说哪到哪，说完就了。他的这种性格我还是很欣赏的。一个班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绝对缺少不了像黄学光这样不计较得失、不寻私情的热心人。
记得那是我“大串联”刚刚从外面回来，有一天，有一个小女孩来找崔德光，说是崔德光的表妹在四川音乐学院附中的同学，她个子不高，瓜子脸尖下壳，人虽不很漂亮，但很精神，一看就是精明开朗和招人喜欢的女孩。当时，班上的大部分同学都出去搞“大串联”去了，在宿舍的人很少。崔德光也去四川“大串联”了，我就尽地主之宜，负责接待了这位不速之客。与这个女孩子一接触，发现她非常健谈，而且一点也不拘束，就跟老熟人一样。我给她打了中午饭，并把她安排到校主楼的“红卫兵”接待站住下，由于，当时已经是十月中旬，天气比较冷了，我还把一个毛毯借给了她。过几天就是毛主席第七次接见红卫兵了，我劝她在北京住几天，等着毛主席接见，先在北京转一转，玩上一玩，她接受了我的建议。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热情，可能是我对四川人特别是四川女孩有好感的缘故吧。在我的脑海里，所有四川女孩都有开朗、大方、泼辣和特别能干的印象吧。过了几天，又有一个女孩来找崔德光，当时我就想，怎么这么多女孩找崔德光，来人她说是崔的表妹。我说：“正好，你的一个同学也在北京，过一会儿她也会来。”她和我聊了一会，也是那么健谈，也是那么无拘无束，也是那么随和。忽然，有人敲门，我开开门，对她说：“你看谁来了。”两人一看，“嗷”的一声尖叫，震耳欲聋，大概最少也有 100 分贝，然后两人拥抱在一起，全然不顾还有我的存在。然后，两人开始大声的用四川话攀谈，我只能在旁边干瞪眼，插不进话去，也只有在一边傻笑的分了。她俩决定退了清华主楼的住处，搬到外校一起去住，一会儿她们去主楼办了手续，拿着毛毯向我辞行，他俩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就匆匆而去。至今回忆起来还觉得挺有意思。
广东梅州雁洋是叶剑英元帅的故乡，是足球之乡。我们班有一位来自广东梅州梅县的同学，他的名字叫谢春。人长得瘦瘦的，个子不高，一付娃娃脸，人很标致和帅气，说起话来，带有浓重的广东口音。他是班里唯一的广东人。他的性格也很内向，一般不爱公开场合多说话，却很爱和人聊天。有一次，他和我聊起了他们老家的事，他说，在他们老家，男人是不干家务活的，也不下地干活，所有的活计都是女人干，男人如果在家干活就会被别人看不起，说这小子没有能耐。男人除了下南洋跑生意，就是在家呆着，所以，他们村的亲戚、老乡大部分都在南洋做生意。当时，正是“阶级斗争”时期，很多人都不愿意讲在国外有亲戚，怕有“里通外国”之嫌疑。谢春能和我讲这些，说明他把我当做知心朋友，毫不隐瞒什么，说些知心的悄悄话。谢春爱好体操锻炼身体，在单双杠上能做一些动作，有时候还能当众表演一下倒立行走，还真是那么回事。他说，在他们梅州地区，很多人都会踢足球。
我交朋友有三项原则：一是诚实老实的人我交，奸诈滑头、油腔滑调、好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耍权术弄小聪明的被称为“痞子”的人我不交。二是对我有帮助的、能使我在政治上、学习上、生活上有所进步的人我交，对我没有什么帮助，“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我不交。三是和我兴趣相同，“臭味相投”的人我交，和我兴趣爱好不同的人我不交。根据上述三原则，我在班里、体育队里，文艺宣传队里都交了许多好朋友，现在想起来，这些朋友是我一生宝贵的财富。除了交友三原则之外，我有三种人是决对不交的： 第一，不孝顺父母的人不能交。你想，他连最疼爱他的父母都不孝顺，对双亲都不好，他还能对谁好，对谁是真心实意的呢。世界上就没有对父母不好只对朋友好的人。第二，小人不能交。小人欲其利。为了一点私利，他可以出卖灵魂，出卖朋友，出卖一切。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人前是人，背后是鬼。这样的人是绝对不能交朋友的。第三，酒肉朋友不可交。平时，在一起吃吃喝喝，花天酒地，朋友兄弟的称呼着，好象很是亲近，但是，一但有事情就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甚至，幸灾乐祸，吃黑钱。以上三种人我是绝对不与他们交朋友的。
16. 佛家讲“随缘”，道家讲“顺其自然”（2010.4.25.）
这就是我的大学同学，就是我大学生活的一部分。 佛家讲“随缘”，道家讲“顺其自然”，我们同学来自五湖四海，能走到一起就是一种“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识亲。”在大学里，我们毕竟共同度过了一段人生中最美好的时间，我想这是一生难忘的。虽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性格，有各种各样的脾气，有各种各样的缺点，有各种各样的爱好，但我们能走到一起来，能溶入我们这个“大家庭”就是非常不容易的。 毕业以后，大家各奔了东西，在工作的岗位上，各种烦恼和生活重担压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喘不过气来。可是，每当回到学校， 每当我们大学同学在一起聚会，不管是毕业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三十年的聚会，还是毕业三十五年的聚会，我们都感到非常亲切，轻松，无拘无束，高兴快乐和无比幸福。 我们好像沉侵在大学时代，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青春的年代，无限的欢笑和祥和。
回想起来，时间就像一瞬间，转眼已经大学毕业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生活和工作的奋斗中， 不管你事业有成还是失败，不管你是部长还是白丁，不管你是教授还是高工，不管你是一帆风顺还是犯过错摔过跤，不管你是百万富翁还是穷困潦倒，不管你家庭幸福还是有什么坎坷不幸，请把这一切都忘记吧，因为一切东西都“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只不过是“过眼烟云”，让我们正确的面对，一切都“顺其自然”吧。 我们拥有大学时代这样一段美好的回忆就很满足了。同学就是同学，不管怎样，不管到什么时候，不管到什么地步，我们都是同学，都是好“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