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 电机工程系
我的大学同学
我的大学同学
（为庆祝清华大学毕业四十周年而作）
作者：裴惠林
说明
这是我在毕业四十周年前用了十来天的时间赶写的，大约有三万多字。由于时间比较短，所以，文章显得比较零散，回忆的事情也不多，还有很多同学没有来得及写进去，文字修饰的水平也不高，但是，大体上是这么一回事。由于时间已经过去四十年了，有些记忆也很模糊了，准确不准确，敬请大家评论。我考虑，不妨就以这篇作为底稿，抛砖引玉，全班同学也加入到其中，共同回忆，提供具体事实资料和好的素材，把大家回忆的内容充实进去，不断完善，到毕业四十五周年时，使我们班的大学时代有一个美好的总结。
我的大学同学
记得那是1964年9月初的一天，是我到清华大学报道的日子。我记得，我自己提着行李，乘公共汽车赶到北京平安里，上了学校接站的大巴车。汽车把我们送到清华大学二校门，当我们下车后，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是两条大标语：一条是“欢迎你——祖国未来的工程师！”另一条是“美丽的清华园，工程师的摇篮！”当时，在我内心中燃起无限冲动，工程师将是我奋斗的目标。
在二校门的后面，那里有临时用桌子搭建起来的新生报道站，我报了到之后，由电机系的高年级的同学用三轮车把行李拉到我要入住的“十一号楼”。当时，还没有分班，按我的学号“640718”和报到前后顺序入住“十一号楼”六楼。当天下午，上海的同学到了，分到我的宿舍里有一个叫叶良卫的同学。他个子中上等，身穿不带补丁的灰色衣服，手里提着一只皮箱，另一只手提着一把小提琴，手上带着手表，一看就知道是上海比较富裕家庭的子弟。由于，当时正是一九六四年，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同学带手表的非常少，大部分同学都还穿着带补丁的衣服，特别是从农村来的同学更是如此。由于我们聊起天来比较投缘，所以很快就熟起来。叶良卫带有一点大城市人的傲慢和自信，与我这个北京（也是大城市）来的同学聊的很是投机。在我们接触的过程中，他没有使我感到一点看不起人的感觉，聊起来是那么愉快和自然。他也喜欢体育，特别是篮球和游泳，我们有聊不完的话体。他会拉小提琴，并他给我拉了一段小提琴，是一段叫“新疆之春” 的曲子，虽然拉的水平一般般，但还是熟练，看来还是下过不小的功夫的。
第二天，老师到我们宿舍来，要找两个会骑三轮车的同学参加迎新生的工作，我和叶良卫自报奋勇参加了迎新工作。我们把已报到的新生连同行李，用三轮车 从二校门处运到十一号楼。我真没有想到，来自大城市上海的同学骑三轮车的技术会是那么的好，叶良卫可以使三轮车的两轮着地一个轮悬空的骑行。在两天接待的工作是非常愉快和轻松的。接待新生的工作结束之后，进行了报专业和分班的工作，叶良卫向我推荐“高电压技术专业”是如何先进和有发展前途，我在他的鼓动下，报了“高电压技术”专业。结果，我和他一起被分到“高01”班，开始了新的大学生活。我们从新分配了宿舍，把我和叶良卫分开，我被分到与发电专业“发01”的宿舍去住。
开学不久，叶良卫就参加了校游泳队，我参加了校田径短跑队。后来，他到运动员食堂吃饭，不在我们十一饭厅吃饭了。每当班上体育课时，我们都不用去上体育课了，我们有时一同到图书馆去看书学习。叶良卫的游泳成绩还是不错的，据说在高校游泳比赛上得过第五、六名哪。他的篮球打的也很好，是班上打篮球的主力之一，主打前锋。上晚自习课的时候，他特别喜欢到同方教室去，而我喜欢到一教和新水利馆去。一段时间后，我从家里骑了一辆自行车到学校，叶良卫不知从那里也搞到了一辆自行车，当时，在班上只有我们两人有自行车，这样，在上课转移教室时，就不用跑路了。当时，第一、二节在最东边的主楼上课，第三、四节要到最西边的化学馆上课，如果，走路要走上二十分钟。这时，我们骑上自行车，不到五分钟就到了，自行车帮了我们的大忙了。班上的同学经常有这事那事要出去，就来找我借自行车，我不在就找叶良卫借，我们两人的自行车几乎成了班公用的了。
叶良卫的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班上有三个人是一个类型的人，我、叶良卫，还有一个是詹必川。平时，人们都看不出我们怎么用功，一到考试却都考的不错，一般也在八、九十分。我们该玩的玩，该锻炼的锻炼，该看电影的看电影，（那时校大礼堂几乎每晚放电影，我们一个星期一般要看上一两场）该打闹的打闹，学习起来显得很轻松。其实，学习成绩好，不是我们有多聪明，而是我们的学习方法掌握的比较好。现在总结起来，我想有三点做的比较好：
一是我们思想转变的比较快。大学的学习与中学有了很大的不同。大学的课程也与中学课程也有了很大的区别。我当时就认识到，大学的知识是动态的、空间的和随机的。而中学的知识是静态的、平面的和理想化的。用中学的学习方法，来学习大学知识是不行的。必须在学习的思维方法上，有一个很大转变，才能适应大学的学习。例如，高等数学发散和收敛思维，趋近于而不等于的思维；制图的空间形象思维；电工的瞬时思维等等。要学好大学的课程，必须改变中学的思维方法。我首先注意了转变自己的思维方法，学会了形象思维、空间思维、发散和收敛思维、动态思维、分解与综合思维等等。由于思维方法转变的较快，所以，大学课程学起来也没有费太大的劲。现在看来，正确的思维模式和思维方法是解决难题的最好的钥匙，是轻松学习的基础。有些同学上清华前成绩是区第一，县第一。就是思维方法转变的慢，大学学习起来非常吃力。其原因就在于思维转变的慢，跟不上大学的学习进度。
二是我们仍然保持着中学时期就形成的很高学习效率。我们不在学习上拼时间，非常注意的是学习效率。每个难题，每项课程内容，在弄懂弄通的基础上，不过多的纠缠，不过多的解难题和偏题。我发现，大学课程中，如高等数学、高等物理、化学以及电工学等等，其中，各项定理的推导和证明是很难的，但其结论却很简单。我当时只要弄懂推理过程，会用简单的结论解决实际问题就可以了。
三是我们注意劳逸结合。我仍然保持着4点后锻炼的习惯，每天雷打不动。除了每星期二、五参加两次校田径队活动之外，其它下午4点以后时间里，或是在篮球场上打篮球，或是在东区操场上练跑步。我认为，参加体育锻炼是休息大脑的最好的方法。我在锻炼时，把学习的事全部忘掉，全心的锻炼，尽情的玩耍，使脑子得到充分的休息，每当晚上上晚自习时，脑子就非常清醒，学习起来效率就特别高，记忆力也非常集中。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学习起来就显得非常轻松，在别人看来就好象不怎么费力似的，这是我们学习的诀窍。
叶良卫平时好与一帮上海的同学在一起玩，我们叫他们是“上海帮”。他们在一起用上海话哇里哇啦的聊个没完，也不知说的是什么。除了“上海帮”喜欢在一起之外，再有就是“福建帮”。我们班刘文煌是福建莆田人，他就是和一帮福建学生经常在一起，哇里哇啦的说福建话，更是听不懂说的是什么。叶良卫每到星期六下午或是星期日闲的时候，总是爱拿出小提琴来蹭几下，他的琴技一般，我与他同窗六年，也没有见他的琴技有什么长进，总是一曲不太熟练的“新疆之春”。没过多久，年级又重新调整宿舍，我又和叶良卫分在一个宿舍。由于我睡觉打呼噜，而且声音比较大，所以很多人都不能和我睡一个宿舍，当时，凡是能到我的宿舍有两个条件，一是打呼噜的；二是不怕打呼噜的。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有的同学自己打呼噜，但睡觉还怕别人打呼噜，也不能住在我们宿舍。分配下来，我的宿舍人员不够，叶良卫是不打呼噜的，但他不怕打呼噜，也只好分到我们宿舍了。
清华园宿舍的臭虫是有名的，特别是男生宿舍，臭虫多的不得了。晚上你开着灯时，臭虫不出来，等你一关灯睡觉，臭虫马上就出来咬你，咬得人痒的睡不好觉。有一天，我和叶良卫及其他同宿舍的同学一起商量，来一次打臭虫行动，集体打臭虫。我们把宿舍4个上下铺的双人床拉出来，让它与墙离开点缝，让臭虫不能沿着墙趴上床，也不能顺着墙逃跑。我们约定好，大家一起躺下，不盖被子，把被子都放到宿舍中间的桌子上。叶良卫睡在一进门的上床，离电灯的开关最近，由他负责关灯开灯和指挥。就这样，大家躺下，关了灯。时间大约过去二十分中，由叶良卫发出指令，一、二、三，打开灯，同时一起翻身，趴在床上捉臭虫。翻过身来一看，有十来只臭虫，象小坦克似的四散奔逃，跑的非常快，两手捻都来不急。没有按着的就跑的无影无踪了。臭虫这玩意特别讨厌，捻死后出红血，放鼻子一闻还臭轰轰的，染的褥单红一块紫一块的，非常不好看。第一次捉完后，我们就再做第二次。二次就少了一些。再来第三次，就剩有一、两只臭虫了。我们从晚上十点开始，直到夜里十二点多才结束，战果累累，全宿舍最少捉到五、六十只臭虫，这样，我们就可以睡个好觉了。以后，每隔四、五天就来一次捉臭虫的统一行动，臭虫闹的好了一点。我们宿舍捉臭虫的经验还向其他宿舍推广。清华园的臭虫可以说都成了精了。有一次，我躺在床上，借着窗外微弱的灯光，看见一只臭虫正在沿着墙向上爬，由于我们的床都与墙拉开了一定距离，臭虫是爬不到床上的。我没有管它，看着它爬。由于没有开灯，臭虫也不知我在盯着它。我看见它慢慢爬到房顶上，又横着爬了一段，停在那里不动，之后，就见它把爪一松，吧嗒掉在我的床上。是不是成了精了，它会空降。由于我一迟疑，翻身再找它已经不知爬到哪个床缝里去了。
没有办法，非得彻底治一下臭虫了。找一个星期天，吃完早饭，我们就统一行动，开始治理臭虫。我们把床上的被褥全都搬到宿舍中间的桌子上，把窗户关上用报纸条封好。找来一瓶“敌敌畏”，在脸盆中用水稀释后，用笤帚将敌敌畏水刷在每个床上，然后，封好门，不让有毒气体跑出来。然后，大家一起到颐和园去玩，一去就是一天，到下午四、五点中才回来。回到了宿舍后，先打开门窗通风，过十几分钟后，每人找一个棍子，在床上乱敲。敲完后，往床底上一看，地上厚厚的一层都是熏死的臭虫，真是叫人害怕。这样整治之后，可以消停两到三个星期。等臭虫又多了的时候，我们就再整治一次。臭虫这个东西繁殖力很强，有人说，它一晚上可以繁殖三代。要想彻底根治，谈何容易。有一次，我看墙上有一个钉子眼，好象里面有臭虫，就用针扎了进去，拔出来一看，针上一串扎着大小四个臭虫，你说可怕不可怕？可以说，在清华生活六年，跟臭虫战斗了六年。
叶良卫生活上是个大大咧咧的人。记得有一次放暑假，他回家到上海去了近两个月，回来后，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洗脸盆了，他问我见了没有，我说没有见。他就每个宿舍去找，都没有。后来，我到水房，见洗衣池下的脸盆架上有个洗脸盆，好象是他的。回到宿舍和他一说，他恍然大悟，是他在放假之前，泡了一盆要洗的衣服，放在水房了。我和他一起赶紧跑到水房，从架子拉出脸盆一看，臭气熏天，衣服全泡臭了，都没法要了。你说可笑不可笑。
我是班里的体育委员，我的理想就是在班里建立起一支较好的篮球队，当时，班上打篮球比较好的除了我之外，还有叶良卫、吴元等人，还凑不成一个球队。与别的班进行篮球比赛，总是输多赢少。为了把班篮球队组建好，我把班上的几个大个都发动起来，每天硬拉着他们到东区篮球场去打篮球。范全义外号范大个，是河北农村来的，他是一个非常正直醇厚和做事非常认真的人，一点不会打篮球，就是个子高，我看好他可以打中锋，就拉他到球场上每天练。东北黑山来的王刚，个子也比较高，也稍微有一点篮球的基础，我也拉他每天练习篮球。有时打球打到天黑，都赶不上食堂的晚饭，后来有了经验，打球中抽空先把饭提前打好，再到球场继续打球，这样就可以打球吃饭两不误了。王刚后来成了很好的球员，他的上篮和抹篮技术堪称一流。还有哈尔滨来的关志成，个子高动作也灵活，也有打篮球的喜好，我也拉他去球场上练习。经过半年的练习和培养，他们的球技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慢慢的打上了班球队的主力。另外，还有一名叫向正举，人送外号叫“向痞子”，他是一个非常有灵气的孩子，他的左手带球上篮技术也是一流的，投篮也很准，是队里不可缺少的前锋。再加上我、叶良卫、吴元等人，这样，一支很有实力的班篮球队就形成了，与别的班打篮球开始赢多输少了。我由于身才不高，打篮球比较吃亏，逐渐在班队里退到二线，有时打打替补，有时当一当裁判，我在初中三年级时就是国家篮球三级裁判。我们班队有时与别的班比赛，有时与别的年级比赛，有时与别的系比赛，有时还与教职工的队比赛，大部分都能赢对手，可以说“打片天下无敌手”。记得，六九年底，我们到高井电厂实习时，与电厂联队打了一场篮球，当时就是以我们班队队员为主，电厂队员是以获得过北京电厂系统冠军的队员为主。那场球打得很激烈，双方比分交替上升，一点不敢松气。我们打得非常好，防守积极，进攻迅速，投篮准确，配合熟练，最终我们以两分险胜对手。我们班篮球队从一个不会打球的队伍发展到具有较高水平的球队，我心中感到欣慰。
除了游泳、打篮球之外，叶良卫的乒乓球打得也非常好。我们经常到学校最西面的旧礼堂去打乒乓球。当时，旧礼堂已经不用了，变成了一个乒乓球室，里面放着十几张乒乓球台，谁都可以去打球。我们一有空闲，就拿着乒乓球拍去练球。由于我和叶良卫都有自行车，所以我们俩去的最多。按说我的乒乓球打的也算可以，攻守兼备，长抽短打都行，近台快攻，远台防守放高球，我都有一套，但是，我仍然打不过他，主要是我老吃他的发球。他正手反手，上旋下旋，左旋右旋各种球都能发，而且不断变化，让人难以判断，我和他打起球来，输的多赢的少。不过，每次打球都非常开心。有一个星期天，我回北京的家了，事后听同学和我说，叶良卫的母亲从上海赶到北京，到学校来了。他母亲是为他姐姐的搞对象的事来的。他母亲劝说叶良卫不要同意他姐姐和他姐夫的婚事。叶良卫是支持他姐姐的。据说，他母亲坐在宿舍的凳子上滔滔不绝的说个不停，叶良卫躺在床上一声不吭，就是不同意他母亲的意见。整整一天，他母亲磨破了嘴皮子，也没有说动叶良卫，只好走了。
记得那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的时候，叶良卫到校通讯组去工作了，通讯组发一辆摩托车给他用，用来跑各高校。有一天晚上，正是夏天，吃过晚饭后，他找我说，开车到颐和园那边兜兜风，凉快凉快。我由于有点事不能和他一起去兜风，于是，他就自己去了。从清华到颐和园要出清华西门，出了西门是一条不宽的小马路，路两边是小河和稻田，不太好走。一直过了北大西门才到大马路。晚上九点多，他高兴的回来，说特别凉快。我们一起到水房冲了一个冷水澡，回到宿舍刚想睡觉，突然，叶良卫急忙忙的过来跟我说，他的手表丢了，可能在去颐和园的路上颠掉的。我说，还不再按原路去找一找，他就急急忙忙开车返回找去了。夜里利用摩托车的大灯照亮，一点一点慢慢地向前找。到了很晚他才回来，我已经睡醒了一觉，见他进来，我忙小声的问：“找到了吗？”他说：“没有。”我躺在床上想，他这趟风兜的，手表也兜没了，太不值了。
在班上，当时会照相的人很少，大概只有我和叶良卫两个，因为玩照相要买胶卷，要冲洗，要印照片，要化不少钱，一般人在当时是玩不起的。我从初中就喜欢照相，自己动手还制作了简易的冲洗设备，自己照自己冲自己洗照片什么都干过。叶良卫带来一架照相机，经常给我们大家照相。我家也有一架照相机，型号是120的，照出的照片是大的，一卷胶卷只能照12张。他带的相机型号是135的，一卷胶卷可以照36张。在刚到清华的时候，我们在学校里到处转悠参观，叶良卫就给我们大家照了不少的相片，其中，我和黄立培在11号楼前手拉手照的一张照片，就是出自他的手，已经成为很有纪念的照片了。另外，我们到颐和园还照了不少照片，现在都丢失了。记得有一次，我们班一起到圆明园开了一次“忆历史，不忘耻，展未来”的誓师班会，在圆明园遗址上照了一张全班集体照片，反映了全班真实的面貌，非常有纪念意义，这张照片也出自叶良卫之手。还有就是工宣队进校以后，有一次，我们一起到五道口北航北墙外参加收稻子的劳动，回来路过校主楼，大家照了两张集体合影，虽然用的是工宣队师傅的120照相机，不是叶良卫的照相机，但一张是他照的，另一张是我照的。两张就把所有的人员全都照全。这次也是在大学中难得的几张照片之一。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们一起参加到群众运动的洪流中去。一起看大字报，写批判文章，晚上一起玩扑克。有时，晚上饿了，就到东区小卖部买袋方便面吃。那时的方便面和现在的方便面不同，是用压的面条经过油炸后，装在一个蜡纸做的袋子里，里面还放一小包盐。买回来，可以干着吃，也可以把面条放在碗里用开水泡着吃。两毛钱一袋，在当时还是贵了点，买的人不多。后来，学校分成两派，叶良卫到了团派，我参加了“414”派，我们接触的少了。再后来，学校两派开始“武斗”，刚开始，叶良卫还参加了两三场武斗，都是用铁棍扎枪进行的，到后来真正动起枪来，他也就回上海老家去了。我们班上没有铁杆“老团”和“老四”，大家都比较温和，即使在两派闹得最凶的时候，班里也比较平静，没有什么大的冲突。我们年级有一个“捉鬼队”，是铁杆老团，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一些打打杀杀的人，只会干一些捉王光美和武斗的活，没有太大的能耐，在老团里也只能充当打手的角色，我们班上的同学很少与他们打连连。记得，那时在11号楼和12号楼之间装有11个大喇叭，每到夜里一、两点钟，两派就开起大喇叭，广播派战文章，两宿舍楼间不足30米，十一个大喇叭一起开动，声音有多么大，吵破了天。这边广播说：“闪光的东西不一定是金子！”那边说：“不闪光的东西一定不是金子！”很多同学都睡不了觉，都起来在桌子上打扑克玩，我和叶良卫是想玩就玩，想睡就能睡，根本不在乎十一个大喇叭吵闹和同学们的说笑。大家都说我们真行。记得那是1970年的2月底或3月初的一天，天刚刚下完了一场大雪，我们的分配方案发下来了。叶良卫被分配的山东荷泽地区，我被分配到河北邢台。我们两人都不太高兴，心情比较忧郁，匆匆告别就各奔东西。谁知这一别再也没有见面，竟然是永别。
我们班另一个好玩好闹，又不太用功，而且学习成绩又不错的人是詹必川。他是湖北孝感人，人长得一副娃娃脸，尖下壳，瓜子脸，最有意思的是他的两片嘴略微有点突出，说起话来啪啪的，非常能说，而且非常能辩，好与人抬个小杠，辩论个问题。他好玩，好闹，好和别人开个玩笑，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整天皮皮塌塌的小皮孩。由于他签字常把“詹”字写的很草，猛一看就象一个“狗”字，所以，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狗必川”，实际上是和他开个玩笑，但不知为什么，在班上却传开了，大家都叫他“狗必川” 了。到后来有人还把外号简化成一个字，就叫“狗”了。或许这是他好和别人开玩笑而引来的结果吧。他的这个外号一直沿用到大学毕业。开始，他反抗，不叫人叫，但叫的人多了，他也就墨认了。这正如鲁迅说的：“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我也好开玩笑，他也好开玩笑，所以，只要有我们两人在，总是笑话不断，高兴不断，抬杠不断，开心不断。
记得刚上大学时，有一堂体育课上，体育老师让分成两拨打篮球，大家就乱打起来。由于，班上大部分人是来自农村，不会打球的人很多，打起球来不懂规则，不知道方法，瞎抢一个点，球到那儿，人就一嗡似的到那儿，乱抢乱夺。詹必川更是不会打球，他从别人手里夺过篮球后，抱着球就往对面篮筐跑，后边跟着一大帮人在追，就象打美国橄榄球似的，哪里管什么篮球规则。我在旁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结果笑差了气，胸腔隔膜痛得厉害，我就再也不敢大笑了，只好捂着肚子，不笑出声来。那一次我落下了病根，不时的胸隔膜就隐隐的作疼，一直疼了好几年。
有一年，大约在一年级第二学期的期末，学校组织我们到解放军连队去军训，我们男生到北京昌平工程兵学校去军训。当时，不叫军训，而是叫下连队当兵，为期一个月。在部队的这一个月，我们学会了队列，学会了打枪，学会了游泳，学会了投弹，学会了用炸药包，学会了埋地雷，学会了打伏击战，学会了夜行军。我们在学军的一个月里非常开心。唯一的一点遗憾就是在结业评比中，我没有被评上“五好战士”，同样没有评上的还有詹必川，原因是我们在一次射击练习中犯过的一次错误。记得那是在进行射击科目的练习中，连长把我们连拉到一条铺满小石子个路上，练习托枪，大家爬在路上，用胳膊架着枪，三点一线的瞄准。路上的小石子咯得胳膊肘生疼，我们托枪半个多小时，我有点吃不消了，于是，我想出一个好办法，将脚上穿的一只鞋脱下来，垫在胳膊肘下，这样，胳膊就咯的不疼了。我垫好后，还向周围的人介绍“经验”，让大家也这样做。在我身边的詹必川也托下鞋，垫上了，其他人也正效仿这样做。突然，被连长发现了，严厉的批评了我们，托枪练习同时又是吃苦的练习，怎么就这么不能吃苦哪！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最终，我和詹必川都没有被评上“五好战士”。
班上有一个湖南老客，名子叫杨正来。他是团支部委员，个子不高，身体也比较单薄，却很精神，长得圆头巴脑的，上嘴唇微微有点鼓，下巴壳又有点尖，说起话来嘴一瘪一瘪，声音不大，好象含着一颗枣一样，略带湖南味的普通话。他干起活来好象有用不完的劲。他一般不怎么爱多说话，小心眼却很多，有时大家一起聊天或开玩笑的时候，他一般不常插话，他一说话，就在很关键的地方，小声的说上一两句，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引起满堂的轰笑。拿北京的话讲，他是属于“蔫坏”的一类的人。我给杨正来起了个外号叫“圆的”，为什么叫“圆的”呢？原因有三：第一他长的圆头巴脑，第二他有个习惯，就是好坐在床上，双手把腿抱住，把身体卷曲成一个球，圆圆的。第三他写自己名字的时候，总爱把“来”字的最后一笔向回圈一个圈，使签名圆了吧唧的。杨正来能写一手好的毛笔字，一有空闲就拿出文房四宝练字。他经常对我宣扬他的字，说是什么“新魏体”。原来我不知道“新魏体” 是什么，看了他的字才了解了写毛笔字还有个“新魏体”。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班写“大字报”大部分都出自他的手，我们大家写稿，由他抄成“大字报”，张贴之后，字写得非常漂亮，得到大家的好评。有时，夜里一两点钟，还在抄写“大字报”，非常辛苦，也不知道那时的劲头哪来的那么大。有一天，我们正在宿舍里聊天，杨正来突然给我讲了一个“哲学理论”，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他说：“人穿破袜子都要补，根据我的长期经验，其实根本就不用补。袜子穿破了，洗洗再穿上，因为袜子从破到很破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即使袜子已经很破了，也不用去补，因为从很破到不能穿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不能穿了就扔掉算了，再买一双。”我管这个理论叫作“懒人哲学理论”。我听了以后，感觉非常可笑，就把他的理论在全班传拨开来，大家都觉得很可笑，把它当作一种笑谈。然而，我发现，从那时开始班上真的补袜子的人少了，很大一部分人开始实践着杨正来的理论了。
詹必川又把杨正来的“懒人理论”发展了一步。有一次他和我说：“衣服脏了也不用洗，换一件就是了，把脏衣服放起来，等第二件脏了，再换一件。三件都脏了，把三件都拿出来比较一下，捡一件比较干净的再穿上。等三件都脏得都不行了，不能穿了，再一块把三件洗干净。因为衣服从脏到很脏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从很脏到不能再穿又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他是不是把懒人的逻辑发展到了极至。你说可笑不可笑。说笑归说笑，我发现班上还真有一些人是照“懒人的逻辑”办的。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工宣队进校，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我们班一切又恢复了正常。杨正来开始和我开玩笑，他一见到我就说：“小惠二十五，衣破无人补”。小惠是我自己给自己起的外号，因为，我姓裴，叫小裴不太好听，好象总赔钱似的，于是我把我的“裴惠林”三字的第二个字叫成外号，就成了“小惠”，大家就这样叫开了。我不起外号不行，我怕别人给我乱七八糟起个外号，还不知道叫什么哪？我又特别爱给别人起外号，先给自己起个好听的外号，也省得别人老惦记着。不久，很多人也见我说起“小惠二十五，衣破无人补”，成了大家的口头禅。当时，我确实是二十五岁，也确实没有正式谈女朋友，大家说的也不过分。后来，我发现，每当杨正来说我“小惠二十五，衣破无人补”时，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在他的两眼中流露出一种青春的渴望、乞求和无奈的眼神。我知道，他是拿我来说事，其实，在他（或他们）心中，已经萌发了想交女朋友，想搞对象的迹象和渴望了。说来，大家都已经二十四、五了，也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但是，我们班上的同学大都是非常不活跃的人，和外界联系比较少，没有交女朋友的环境和机会，再加上大部分同学都是外地人，和社会上也没有联系，搞对象谈何容易。所以，直到毕业，班上大部分是光棍。
我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我没有能正式交女朋友是有很多原因的。当时，我记得清华大学有三项规定：第一条就是不能搞对象；第二条就是一门功课不及格留级，两门不及格退学；第三条就是十点钟必须熄灯睡觉。同学们都感觉得学习压力很大，学校又明令禁止搞对象，如果要搞，就要偷偷摸摸的搞，不敢声张。我认为我的年龄还小，不用着急，不要违反学校的规定。所以，我把谈恋爱的事一直向后托，没有进行。再有，我认为谈恋爱是要讲缘分的，男女两人之间要有缘分才能成功，没有共同的思想，共同的爱好，共同的礼念，共同的家庭背景，共同的语言是不能成功的。也就是说，两人接触要有感觉，没有那种强烈的热恋感觉是成不了夫妻的。我和班上的同学有所不同，我性格比较活跃，接触面比较广，我喜欢体育，又喜欢文艺，在班上、系里、学校体育队、文艺队里联系都比较广阔，再加上与女同学接触的也比较多，我的性格又开朗大方，又很怜香惜玉，所以，得到很多女孩子的青睐和追求。在小学、中学就有很多女孩子对我有好感，在大学里又有很多女同学对我暗送秋波，对他们的追求我都不动颜色，不温不火的与以处置。其实，我也暗中在对每个女同学进行着摸排和找感觉，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原因找不到感觉。所以，一直拖到大家说我“小惠二十五，衣破无人补”的时候，直到毕业也没有谈好对象。
现在想起来，令我最痛心的是在大学期间就永远失去的一位好同学，好伙伴，好朋友，他的名字叫杨志军。当我听到他被人一枪打死在科学馆通向工子厅的过道中时，我真不敢相信是真的，止不住地掉下了眼泪。这样一个刚直健壮而又赋有朝气的年轻的河北汉子，死在学校两派武斗的现场，真是令人可惜、可叹、可悲。记得，在新生接待过程中，我接到一个来自河北定州的同学，他就是杨志军。他身高有一米七四、五左右，身材魁梧，混身透出使不完的劲头，身上穿着补丁落补丁的粗布衣裳，留着小平头，满脸长着壮疙瘩，脚上穿着一双布鞋，说起话来瓮声瓮气的，非常响亮。我一看就是一个充满青春朝气而又朴实无滑的老实人，给了我特别深刻的印象。我把他接到11号楼，把他安排住下。过两天分班，他又和我分到一个班上。在生活的接触中，渐渐地成了朋友。我们在一起聊天非常愉快，杨志军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从不会使歪的斜的耍小心眼。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纯朴的人。
杨志军劳动起来是一把好手，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到北京平谷一个山村去帮助麦收，当时，还是生产队制，人民公社下有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有生产小队，队员出工队里记工分。生产队的麦田连成一大片，一眼望不到头。我们到麦田后，一字长蛇阵排开，每人一垄两流麦子，站在这头，望不到那头，老乡跟我们说这一垄就是一亩地。开始一割，就看出谁是好手了。我是干使劲不出活，汗珠子一个劲地向下流，不一会就落到后面。看看杨志军，头一低，腰一弯，蹭蹭地向前推进。等我们刚刚割到一半的时候，他已经把一垄全割完了。回过头来，他又帮助我们割的慢的同学收割，每一垄地，至少他要帮我三分之一。从那时起，我才知道什么叫农民子弟，知道在劳动上我们这些城市来的人与他们的差距。
进入紧张的学习阶段之后，他在学习方面遇到了不小的困难。由于，大学学习与中学学习有所不同，需要灵活的学习方法，老师一堂课讲下来，看书上就是十大几页，再加上老师指定的参考书有五六本，学习的量很大。一堂课的内容还没有学会，第二堂课的内容就又下来，使很多人都有点紧张，吃不太消。我们大城市来的学生，由于思维方法转变的比较快，又能灵活的掌握学习方法，所以，学习起来虽然也吃力，但还能应付的来。杨志军是来自河北农村，虽然中学学习成绩比较好，还是全县高考前几名，但他的思维还停留在中学阶段的水平，头脑不够灵活，转变的比较慢，还以记忆为主的学习方法，学习起来就显得非常吃力。他跟不上学习的速度，只好加班加点，努力追赶。他又是一个很要强的人，抱着决不落下的决心，拼命的学。记得那时，我和他聊天时说过，学习要灵活点，那么多书谁能都看得过来，只是抓住重点，看一点就行了，关键在于领会精神，体会要点。还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能总学个没完，该玩还是要玩的。这个道理他说也知道，只是学习的压力太大，跟不上又有什么好办法哪？他星期天不休息，甚至，晚上熄灯后还到“1号”（厕所）去看书。渐渐的他的质朴的笑容不见了，开朗的说笑没有了，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压着喘不过气来。他开始疲惫，没有精神，变得不爱说话，晚上睡不着觉。我劝他到校医院去看看，他开始还有点不太愿意去开医生，后来坚持不住了，就到校医院去了，结果是较为严重的神经衰弱。医生给了不少的养神安眠的药物，让他经常吃，要少用功，多运动，多休息。可是学习的压力是如此的大，怎么能休息得了哪。他就一边吃着药，一边上课学习。
有一天早上，我们一起搭伴走向教室，路上他跟我说：“晚上睡觉前，我吃了安眠药，不知怎的，一点都不管事，一夜都没有怎么睡着。”我说：“是不是安眠药失效了。”他说：“是我刚从医院领回来的。”到了下午，他很神秘地对我说：“我发现了个秘密，安眠药要提前十个小时吃才能管事。”我问：“那是为什么？”他说：“比如我吧，昨天晚上睡觉前吃的安眠药，一晚上也睡不着，可到了今天上课的时候，说什么也睁不开眼睛，光想睡觉，结果一堂课也没有听，从内心中想听，就是瞌睡得睁不开眼睛。你说是不是安眠药起了作用？”我有点怀疑说：“那是怎么回事呀？”他说：“我明天早上提前吃药，上课之前我把安眠药吃了，看一看成不成，到晚上安眠药的药力就发挥作用了。”第二天早上到了课堂，他果然把药吃了，但是没有想到，吃药过后，没多一会儿，药劲就来了，上着课就睡着了，怎么叫也不醒。事后，他骂着说：“他妈的，安眠药是什么玩意，该起作用时它不起作用，不该起作用时，它还是斜管事。”杨志军就是这样受着病痛的折磨。
我是一个能吃能玩能睡的人，如果我想睡觉，用不了五分钟就睡着，而且，还打起呼噜来。我睡着了，雷打也打不动我。有时躺着聊天，聊着聊着就睡着了，别人还正说得起劲那，我的呼噜已经打起来了。因为是这样，我每天休息的较好，所以学习的效率就高，精力就很充沛。我就不知道神经衰弱是怎么一回事，怎么还有睡不着觉的事？有一次，我问杨志军神经衰弱是怎么症状，有什么表现？他想了想回答我说：“神经衰弱主要的表现是：‘晚上睡着了就跟醒着一样，可白天醒着就跟睡着了一样。’我就是如此，晚上睡不着觉，白天不想睡又不睡不行，非常痛苦但又没有办法。”我说：“那不是整天迷迷糊糊的吗？”他说：“就是这种感觉。”我既为他的痛苦而难受，又为他总结的神经衰弱的表现而好笑，“睡着了跟醒着一样，醒着跟睡着了一样”是杨志军经过切身体会得出的多么精辟的一句话呀！后来，杨志军参加了气功学习班，每天下午四点钟到学习班去练气功，对他的身体有所帮助，神经衰弱也略微好了一点。
大一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到昌平工程兵学校下连队当兵的一个月，在当兵快到结束的最后几天，我们到十三陵水库的北边大山里拉练了三天。在这三天里，我们白天帮助老乡在地里干活，干活回来请老人做忆苦思甜报告，晚上大家学习讨论，完事就分散住在老乡家。第二天，老早就起来，给老乡打扫院子，跳水劈柴，然后再出早操。记得，老乡在忆苦思甜时，都讲的是一口的“京北话”，再加上北京的土语，让班上大部分南方同学听不懂，就跟听天书一样，我还得为他们用普通话翻译。就这样在村里住了三天，大家都没有休息得太好。到了第三天晚上，连队安排的我们先和老乡一起看部队放影队给演的电影，我记得演的是“南征北战”，演完已经是十点多了。然后，把我们拉到村外的大山里进行伏击战的演习。当时，我们每支步枪发了十发演习弹，两枚纸做的手雷弹，每支机关枪发五十发演习弹。演习弹就是去了弹头的，击发后只冒火没有子弹打出空弹壳。我们分成两拨，一拨先在山坡上设伏，一拨扮演敌人在山底下边打枪（火力侦察），边走入伏击圈。等“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连长一声令下“打”，全体一齐开火，顿时，整个山谷里枪声大做，手雷弹乱扔，爆炸声响成一个。一场伏击战打响了。我们先是一阵枪炮，然后，一个冲锋冲下山去，“冲啊！”“交枪不杀！”结果，把“敌人”全部活捉，取得了伏击战的全面“胜利”。打完了伏击战都快一点了，跟着就是夜行军，要走四十多里山路，赶回工程兵学校驻地。我们这支将近二百人的队伍，排开一字长蛇，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向驻地出发了。我们没有夜行军的经验，只是跟着队伍走，不时还从前面传来口令，“前面有小沟，大家注意！”“前面有石头，要绕行！”“大家休息，喝点水！”“原地休息！”等等。我们已经折腾了三天，又打了一场伏击战，真实又饿又累又困。大家最爱听的一句口令就是“原地休息！”因为，一休息，大家就可以在地上一坐，靠着自己的背包上，打一个盹。部队一出发，还得一个一个地扒拉，“走啦！”“走啦！”大家才站起来继续前进。我们一边走，一边睡，昏昏沉沉得向前走，两脚完全是机械式地移动。有一次，口令下来“休息！”我找了棵小树一靠，从挎包里拿出一块“窝窝头”来吃，吃了几口就睡着了，“窝窝头”还在嘴里，就打起呼噜来，被大家发现了，都拿我的事当成笑话来说。说：“小惠吃着窝头打呼噜！”没有办法，真是太困太饿又太乏了。就这样，我们边走边休息，迷迷糊糊地走了一夜，到了驻地已经早上八点多了。我们草草洗漱一下，好歹吃了口饭，就直奔床铺倒头便睡，整个宿舍呼噜声一片。杨志军睡的非常香，大家的呼噜声都听不到了。中午吃饭时，怎么叫都不醒，还是用手推醒的，“醒醒！吃午饭了！”这才起来和我们去吃饭。事后，他对我说：“我有一年没有睡过这样香的觉了。”从这件事中我总结出一个道理，治疗神经衰弱的最好办法就是：少用脑子，多从事体力劳动。
就在学校开始武斗后，我得知杨志军在科学馆参加老四守卫队伍，科学馆四面被老团包围的孤立的据点，平常是不能出来的，四周都有老团的看守。特别是在动枪动炮以后，出据点的机会就更不可能了。有一天，我突然听到消息，说守科学馆的一个人被老团用枪打死了，说是姓杨，我就为杨志军担心。到了下午，消息证实了，死的人叫杨志军，是老团的一个枪手从阶梯教室旁边的小山坡打的。当时，杨志军正在科学馆通往工字厅的过道上，由于工字厅通到科学馆壕沟，到科学馆门前有个台阶，人需要猫着要上来，虽然两边也堆了一些沙袋，但，一不小心，就能露出脑袋。他一个没留神，被一枪打到脖子的动脉上，血从脖子上窜出老高，止也止不住，不一会就断了气。由于，被包围在中间杨志军的尸体运送不出来，只能先暂时放在科学馆的地下室里。第二天上午，老四总部派我们班上的姜毅找到我，让我到定县去一趟，通知杨志军的父母并把他们请到北京来。当时商定，到定县后，先不告诉二位老人杨志军已经去世，只说受了伤，请他们到北京看一看。当时，水力系的我们宣传队的叫高晋占（外号叫大胃）的同学正在我身边，他听说这事，怕我在路上出点什么事，因为，保定的定县当时两派打得也很厉害，弄不好就会出点事。就主动要求帮我去一趟，他是保定人，又有一个姐姐在定县，所以，他去比较合适，于是，当天下午他就动身去了定县。事后，他对我说，多亏了他去，路上经过多次盘查，用谎称“探亲”的方法才蒙混过关。高晋占把杨志军的父亲接到北京，住在北海后门附近的8341部队的招待所里。杨志军的哥哥是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的一个连长，我们把杨的父亲接到招待所后，他哥哥一再嘱咐我们要保密。到了招待所后，当着杨志军的哥哥的面把事的真实的情况说了，老人半天说不出话来，只是吧嗒吧嗒的掉着眼泪，在我们和杨志军哥哥的劝说下才哭出声来。可见老人有多么的痛苦。世间最怕的也是最悲痛的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事偏偏被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老人碰上了，天理何在？地理何在？人理何在？老人最后提出要见自己的孩子最后一面，大家商定，第二天由杨志军哥哥陪着老人一同去清华，由老四与老团交涉，请求进入科学馆见杨志军一面。交涉了一天，老团也没有让老人进去，未能完成老人想见孩子一面的宿愿。与此同时，从动力农机系馆到科学馆的地道工程也开始了，老四想用地道把杨的尸体运出来。据说，杨志军的哥哥把此事报告给迟群，迟群又将此事报告给汪东兴，汪东兴又把此事报告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批示，由8341部队带领工人宣传队进住清华和北大，当时就没有通知所谓的“中央文革小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杨志军的事件促进了高校派仗的解决。
工宣队进校时，先把学校里各个武斗据点包围起来，里面一层是解放军，外面一层是北京各厂的工人，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口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据点里的人马上出来，放下武器！”“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等，让各据点参加武斗的同学“交械投降”。老四的据点很快就解决了，放下了武器。老团拒绝“投降”，蒯大富还下令向工宣队冲杀，用长矛扎工宣队队员，工宣队员被冲得到处乱跑。老团坚持了三天，终于投降了。在工宣队进校前，老四总部派人到我家，把我们文艺宣传队放在我家的十三盘录音带全部拿走了，说去给老团进行电话录音，当时在动农馆，老四已经接通了老团的电话系统，所以，工宣队进校前后，都留有电话录音为证据，老蒯怎样下令冲打工宣队，怎样从山西调枪，怎样与文革小组联系，怎样与其他高校联系增援等等全有录音，以后，成为蒯大富的罪状证据之一。据说，工宣队进到科学馆把杨志军尸体运出来的时候，已经发臭腐烂了。可怜的好友就这样的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后来得知，打死杨志军的是校射击队的一个人，在工宣队的管理下，也没有得到什么好下场。
我们班的刘文煌是福建莆田来的同学，人长的宽脸庞，宽肩膀，宽脚丫，也许是光脚走路习惯了，走起路来全脚着地，一跳一跳地特别有劲，一看就知是来自田竞之乡的人。他不太爱说话，一说起话来总是先笑一笑，用眼睛直沟沟地看你老半天，然后才用带有福建味的普通话说上不多的几句。他和我们班上的同学说话聊天的不多，但到他们福建老乡的堆里，却能呜哩呜啦地说个没完，也不知说的是什么，我一点也听不懂。福建人比较抱团，稍微有一点空隙就往一起凑，不光是我们系的，还有外系的，经常见到他们在一起用福建话聊天说话。提起刘文煌，让我想起一件最可笑的事。记得，有一次，我们班到圆明园的稻田里去割稻子，在稻田里捉到不少的泥鳅和小鱼，我们用柳条串着带了回来，准备自己做熟吃掉。拿回来后，没有人会做，我从上小学三年级时就学会做饭，所以，我就给大家做鱼吃。我把鱼开膛收拾好，找来一个铝锅，自己又骑车到照澜院小卖部买了葱、姜、蒜和花椒大料，将鱼和佐料一起下到锅里，又向同学要了些酱油和盐，用电炉煮了一大锅鱼汤。大约过了有二十分钟左右，鱼的香味从锅里喷出，充满了整个宿舍，真是香味扑鼻，好闻之极。这时闻到香味等着吃鱼的人已经充满全屋。有人就催促着说：“熟了么？差不多了吧？”我说：“我先尝一尝熟了没有。”一尝我觉得还欠点时候，就说：“再等一等，还有点生。”我刚尝完，在我身边的四川同学吴光林就急不可待地拿起筷子，一边伸向锅里，一边说：“让我也尝一尝！”夹了一块鱼就走，刘文煌也跟着说：“我也尝尝，也夹了一块鱼放在碗里。”于是，大家就象炸了窝一样，无数双筷子伸向了鱼锅。我一看不好，赶紧拉掉了电闸，说了一声：“吃吧！”就让开了地方。抢鱼大战开始了，不出五、六分钟，满满一锅鱼连汤代水一起全部精光。有的同学晚了一步，一点没吃上，惋惜得不得了。大家抢完吃完鱼后，就在宿舍里说笑聊天，好不热闹。我们正在说笑，忽然，刘文煌走到我们宿舍，把我叫到屋外，和我悄悄地说：“坏了！由于抢鱼抢的急，不小心鱼刺扎到嗓子里了。”我说：“快拿块馒头咽一咽。”他说：“试过了，不行，只能到校医院去把它拿出来了。”当时，已经晚上十点多了，我们就下楼骑上自行车，带着他到了校医院，医院里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大夫在值班，我们就请他帮忙给看看，大夫带上有反光镜的小探照灯，往嘴里一照，发现扎在嗓子里的鱼刺，用小镊子把刺拔了出来。大夫问他：“好了没有？”他说：“好象好了一点，但还有点疼。”大夫又仔细检查了一遍说：“没问题了，疼是鱼刺刚拔下，还有点小伤口，过一会儿就好了。”我们谢过了大夫，就骑车往回走，在回来的路上，刘文煌多次嘱咐我说，千万不要和别人说这事，怕别人笑话。你说可笑不可笑，都是让鱼闹的。
除了叶良卫之外，我们班还有三名“上海人”。一名叫李福祺，是来自上海川沙县。一名叫邱思渝，一名叫林佳乐，是一名女同学，他们两都来自上海市区。这三个人的特点都是又黑又瘦小，当时，我就想，怎么上海人都是这么黑哪？乍一看还以为不是大城市来的哪，也许到我们班上的上海人是这样吧。经过一段时间接触，我发现，李福祺和邱思渝两人的性格大体相同，都是性格内向，老实巴交，不爱多说话，自己很少求人，什么事情都自己解决。他俩好和我在课后聊一聊天，有时开一点玩笑，也都是我找岔挑斗起来的。我和他们俩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给李福祺起了个外号叫“母鸡”，不是他的形象象母鸡，而是，李福祺的“福祺”两字用上海话讲就是“母鸡”，就其性格来讲，也很象老母鸡下蛋一样，整天爬在窝里，自己咕咕的暗里使劲。这个外号很快在班上传开了。邱思渝老实巴交的就别给起什么外号了，就叫“小邱”好了。我们在一起都很愉快，经常在一起玩，说些悄悄话。我很喜欢上海话，他们俩就成了我的上海话的义务“老师”，从他们俩人那里，我学会了不少的上海话，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也能听懂很多上海话了，虽然，我说不好上海话，但在两个上海人说上海话时，我也能听懂个八九不离十。有一次，李福祺和我一起骑我的一辆自行车到市里新街口去买东西，他坐在车的大梁上，我骑在车座上，由他来把车把，我把双手搭在他的双肩上来登自行车，俩人配合的非常默契，一路上有说有笑，特别开心。路上的人都把我们当成“杂技团”的演员了。
邱思渝跟我们一起参加了从北京走到太原的“小长征”，在长征过程中，小邱表现的非常坚强，不吭不哈的跟着大队前进，有时还与我小声的聊上几句，发表一下对周围风景的看法。他是全队最不爱与人争执的同学之一。他路上没有打过炮，没有生过病，没有掉过队，在我的记忆中他是全队最让人放心的人。
林佳乐是一个比较纯正的上海人，人长得矮矮黑黑的，个子不高，略微有点含胸驼背，圆圆的脸蛋，有时一笑，还露出不太明显的两颗小虎牙。他不爱讲话，也很少与同学联系，至少与我们男同学联系很少，有时班上开会，她发言也不多，迫不得已了也说上不多的几句，好象，她非常内向，自己不善言语，不善沟通似的。她的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这证明了我的观点，凡是能考上清华大学的人都不是常人，每个人都有点独到的能耐，都有点高于别人的特长。我在课间和在下乡劳动时，有意无意的接触她，与她聊天，甚至有时说些玩笑话，我发现，她还是很健谈的，在说笑中，她也会露出爽朗的笑容。她并不是很内向的人，她是一个很活泼开朗的人。那么，她为什么总是压抑着自己，总是象背着沉重的包袱压得好象抬不起头来。主要的原因就是她家庭成分比较高，而她又非常在乎这件事的缘故。她把自己的名字“林佳乐”改成“林磊”就说明了她的内心活动，表明她是光明磊落的。可见她是很有心计的人。其实，我当时就搞不懂，毛主席搞阶级斗争是对的，不这样搞就不能从旧中国发展成一个崭新的新中国，那是上一代的事，与我们这些生在新时代，长在红旗下的学生有什么关系哪？但是，阶级斗争搞到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下一代身上，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让新一代的学生背上沉重的包袱有什么必要哪？就说当时“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子女，再聪明，再有才气，也是很难有前途的。多少有才学的人才被耽误了，不能上学深造。老一辈的问题却让下一代人去承担，这本身就不太公平。
我们班上只有四个女同学，二十九个男同学，女同学就是班上的掌上明珠，真是稀罕物。在我们这些大男人眼里，她们简直是班上的宝贝。女同学住在七号楼女生宿舍，平常很少到男生宿舍来，除了开班会过来一会，她们也很少与男同学接触，不象其他班那样，没事女生就到男生宿舍来玩，搞得挺热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别的班的女同学和男同学一起写大字报，一起搞大批判，一起成立战斗队，甚至一起搞大串联。我们班上的女生却从来不与男生接触，在一起说话聊天和说笑的时候更是没有。所以有人说，高01班的女人就象阿拉伯的女人，总是用一块头巾将自己包在里面，怕羞不能见人。由于我的性格是外向，而且活泼开朗，又不在乎别人的说三道四，和女同学没有太多的隔阂，关系还都是比较好的，我把她们和一般同学一样对待。除了林佳乐外，班里还有莫阳若，宫一棣和杨冀平三人。
莫阳若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性格直爽，说话直来直去，很多本来应该拐弯抹角含蓄一点说的话，从她嘴里三言二语就直通通地说出来，说话是如此，做事也是如此，干脆爽快简单麻利。从我内心中还是挺很欣赏这样的女孩子的。但是，班上的人都把她看成是个“怪人”，因为她与班上的男同学接触得最少，她的家又在北京，一有空就回家，再就是到田竞中长跑队去训练，再就是上课，男同学都认为她是一个很难叫人琢磨的人。不过，她长得瘦瘦的身才，瓜子脸，身上没有多余的肥肉，尽是肌肉，的确是练中长跑的好材料。
宫一棣是我的老乡，也是北京人，长得白白胖胖的，圆圆的脸蛋，圆圆的身躯，个子不高也不低，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的，一说话嘴角向两边一瞥一瞥的，两片嘴唇一憋一憋的，显得十分认真。她待人端庄，很有礼貌，显示出大家闺秀的气势，和居高临下的气质。有一次，班里在我们宿舍开会，我坐在她的旁边，快到吃饭的时候，有点饿了，就掀开她的衣袖，看她手表是几点了，当时，班上带手表的人只有两三个，我看她手表的同时，也看到她的白胖的手腕上，满是肉，留下深深的腕沟。在即将毕业的前夕，我们到石景山高井电厂实习中，宫一棣和吴元突然宣布其恋爱关系时，引起全班的一片骚动，大家都为这两个非常老实而又不多说多笑的人感到惊讶。其实，我当时并不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我就从她们两的眼神里发现了问题，当班上开会，或进行什么活动时，我就从宫一棣和吴元交换的眼神中，怀疑这里面有点事，虽然不敢断定她俩在搞对象。果不其然，没有几天就宣布了关系。我很佩服她俩的眼光，的确她俩是天生的一对。
说到这里，再说一说吴元。他也是我的老乡，也是北京人，是北京师大附中的毕业的，在班上担任学习委员。他身体健壮，个子高高的，圆圆的脸蛋，略胖的身躯，宽宽的肩膀。他不太爱说笑打闹，做起事来总是一板正经，非常认真。他和你谈话或聊天时，从不大声说话，两双眼睛看着你，总是象试探你有什么反映，决定下面的话是说还是不说似的，在我看来他是一个非常有心计的人。他学习很优秀，自己又非常努力，所以在班上是属一属二的。他喜欢游泳，打乒乓球和打篮球，经常和我一起打篮球，他是班篮球队主力之一。我非常愿意和他聊天，在课间，在打篮球之后，在打乒乓球的路上，在下乡劳动之余，我们聊的很是开心。他的知识渊博，爱好广泛，与我兴趣相投，在对一些人，对一些事，对时局，对学习，我们都有惊人的一致看法。有一次，我向吴元打听我小学时的好友，一个叫邹侠的女同学，因为她也上了师大附中。当我问到她时，吴元只是凄了凄鼻子，没有回答，我一见此景，就没有再往下问，从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出，大概邹侠在师大附中表现得不怎么样。后来，我们到北京热电厂实习时，住在北京机械学院，我们刚到机械学院时，突然邹侠来找吴元，她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她正与吴元聊着，一转脸见到我，她才知道我也在清华。她与吴元聊了几句之后，就转向我，我们聊了聊小学同学的情况就分手了，临走时，邹侠还邀请我们有空到她宿舍去玩。可以感觉到，吴元对邹侠不太感冒，我却不知为什么？其实，邹侠是我儿时的小伙伴，她和我住在一个胡同里，我们一起上学，一起玩耍，两小无猜，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我和她都是班长，到了五年级，由于从新分班，我们就分开了，后来她家也搬走了，我们接触的就很少了。后来才得知，她上了师大附中。
当吴元与宫一棣的恋爱关系宣布后，我对吴元的选择还是很钦佩的。其原因有四：第一，他们两人有相应的家庭背景。我认为，中国的传统“门当户对”是选择对象的首选。第二，他们两人都是北京人，有共同语言。第三，两人的性格都比较内向，性格相当，生活中遇到事情绝对打不起来，只能慢条斯理地解决。第四，两人都长得圆圆的胖胖的，脸型还比较像，说起话来的劲头也很相似，这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我暗自为他俩的结合而庆幸和祝福。
在我们班和我接触最多的是杨冀平，她是江苏无锡人，中等个，圆脸蛋，厚厚的嘴唇，在明亮的眼睛上面带着一付较宽边眼镜，她是我们班不多的近视眼人之一，她说起话来略带有一点稚气，身上有一种南方女孩子的气质。由于我是班上的体育委员，她是班上的文艺委员，所以，我们接触的就比较多，她到男生宿舍来的也比较多，我们俩经常在一起商量班上的文体活动如何搞？怎么活动？由于接触多了，说起话来也比较随便了，有时我还爱和她开个小小的玩笑，搞点滑稽动作斗一斗她。每当和她开小玩笑时，她都抿嘴一笑了之，很少恼怒和不高兴，说明她心胸还是比较宽阔和开朗的。
我最佩服她的一点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决定参加我们的“小长征队”，同我们男同学一起从北京走到太原。当时，徒步串联是非常辛苦的事，特别是在冬季更难，也可以说是自找苦吃的事，杨冀平能够参加这样的活动，这本身就是很了不起的。比我们班上的其他女生都要强。在“小长征”的过程中，虽然刚走的头一天，双脚就打了大炮，我看了之后，非常惊讶，人怎么会一走路就能打那么大的炮哪？我的双脚就没有一个炮。我教他们怎么挑炮，让他们把缝衣针在火上烧一烧，等针凉了后，从脚炮的侧面穿透，把水挤出来。第二天，大队继续向前走，就看到杨冀平一瘸一拐的跟着队伍向前走，面部流露出非常痛苦的表情。的确，打炮又挑破的脚，一上路就象针扎了一样疼，确实是够她们受的。我们又干着急，没有办法帮她。杨冀平是我们“长征队”里脚上最爱打炮的一个人，三天两头脚上打炮，我们管她叫“炮手”，这一路上，她都是在痛苦中度过的，很少看到她的笑脸。所以，我很钦佩她能够坚持到底的精神，这对于一个南方来的没有吃过苦的女孩子来说，确实是不容易的。有一天，我们从五台山的北坡翻过大岭到南面五台山庙宇时，发生了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那天，早上五点中从我们住的岭底村出发，由向导老乡带着到了五台山大岭的北端底下，指给我们上山的路线后，老乡就返回去了。于是，我们就开始爬山，那里有路呀，全是长满杂草和荆棘的山坡，根本就找不着一条小路，我们满山遍野找路向上爬，经过近四个小时才爬到山顶，山上的风大得能把人吹到，站都站不住，风非常冷，我们的大衣被风一吹就透了，就向没有穿衣服一样。我们躲在一个巨大石头后面，简单吃了一些我们带的干粮（窝头和咸菜），休息了一会儿，继续向前走。前面的路非常难走，其实并不是“路”，而是人走的多了踩出来的小道，只够一个人走的那么宽，曲曲弯弯的看不到头，小道的下面就是有好几十米深的山沟，一不小心要是掉下去将粉身碎骨。我们把三个女同学分别排在队伍的前、中、后三个地方，两边都有男同学保护，杨冀平和我排在队伍的中间，我们一字长蛇阵非常小心地向前走。突然，一阵大风吹来，杨冀平脚下一滑，一个没有站稳，就要摔下去，当时，我也急了，一把拉住她向后一拖，我们两人就横躺在半山坡上，悬一悬没有掉下去，姜毅、黄立培等人很快跑过来，把我们两人拉起，才避免了一场大事。走完了那段险路之后，我还心跳过速不止，有多危险呀，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怕。
由于我与杨冀平接触教多，又一同参加了“小长征队”，平时在一起聊天说话也非常随便，毫无顾计，所以，班上有不少同学还以为我们俩人在谈恋爱哪。其实，我们并没有过这样的意思，我们只不过是很要好的一般同学，只不过是男女同学的一般关系而已。其实，同学们并不知道，在我内心深处，早已经有人占据着，那就是我的小学的同学，我的邻居的一个女孩子，我们一起上小学，一起长大，“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当时，在我的心中再存不下其他的女孩子了，因此，我和别的女孩子交往中总是躲避不提交朋友的事。后来，由于这样或那样的种种原因，最终我和这个女孩没有能成为眷属。
说起“小长征”，不能不提到和我们一道“小长征”的两个山东大汉，一名叫姜毅，一名叫王志本。姜毅是我们班的班长，长得瘦瘦的高高的，略有些驼背，有点八字脚，走起路来哈巴哈巴的，趟着地皮。他是我们长征队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他首先提出，组织一个小队，从北京走到革命胜地延安，我们班有几个人响应，人数不够，他有联系到企02班的王普、叶大田等人，终于组成了长征队，完成了我们自己认为的“创举”。他的学习成绩不是太好，却有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组织能力很强，而且不怕挨骂和大家的意见。平时，他是一个很随和的人。有一次，放寒假后，姜毅从山东老家回来，带来一口袋山东大红枣和一口袋花生，分给我们全班同学吃，山东的大枣又大又红又甜，真是好吃。花生也很饱满，又香又脆，吃起来没够，再去和他要。说起班长，还要提到班上另一位领军人物孙崇正，他是团支部书记。大家都叫他“小胖”，其实他并不胖，个子不高，精明强悍，长脸庞，鼓鼓的嘴，略有点小奔头。他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俨然是一位当官的料。我们班上的各种“阶级教育会”、“思想交流会”、“斗私批修会”都是由他来主持。他平时很少和同学开玩笑，表现出一种庄重和“威严”。王志本真是个山东大汉，个子高高的，长得非常健壮，一张稚气的娃娃脸透出憨厚和忠诚。记得他到清华报道时穿着补丁落补丁的衣服，可能是当时衣服穿得最破旧的人之一。他也不太爱说话，说起话来直来直去，他要是认准一个理，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一看就是忠厚老实的且家境贫寒的好人。他和我们一起参加了“小长征”，在路上他能不断地帮助别人，帮体力不支的人背背包，住在老乡家时帮助老乡担水，下地干活平整土地，给老乡理发剃头，什么事都抢在先干。在我们班到农村参加麦收、秋收劳动中，王志本也是一把好手，好象在他身上有使不完的劲，真象一匹不知劳累的“老黄牛”。记得，我们班星期六下午有排队理发的习惯，一到那时，需要理发的人排好队，由我一个一个地给他们理发。由于我的理发手艺比较好，大家都愿意叫我给理发。有的时候，我忙不过来，王志本也来帮忙，从别的班借来推子，两把一同理，他也会理发，不过手艺比我稍差一些。我们班百分之八、九十的人的头都是出自我们两人之手。每个星期六下午理完发，我才骑自行车回北京城里的家。
和我们一起参加“小长征”的还有朱鹤年，他是来自江苏的农村，来时穿着补丁落补丁的衣服，也是班上穿补丁衣服最多的同学之一。他个子也是高高的，脖子长长的，腿又细又长，人却长得很瘦，从形象上看，真象一只大仙鹤。特别是他说起话来，或与人抬起杠来，嘴一蹩一蹩的，脖子又一梗一梗的，更象仙鹤，这正对上朱鹤年的“鹤”字。他除了学习不错之外，他的文学也非常好，是校诗文社的成员，爱好写诗作文，“文化大革命”中，班上很多批判稿都出自他的手。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好与别人辩论和抬杠，他做事非常认真，好叫个死理，而且，从来不服输，有时辩论完了，过了很长时间，他还想着辩论的事，甚至还要不依不饶地低声的唠叨几句。记得有一次，晚上大家没事在一起玩扑克牌，打了几圈牌之后，有一次出牌可能是朱鹤年出错了，或者是他没有算计好，结果他输了。他不愿意了，一个劲的与人辩论和争执，他说：“我算好不会是这样，怎么会出现我出错了的问题。本来是这样的牌、、、、、、，怎么是这样出哪、、、、、、？”大家也没有在意他的争辩，又玩了几把牌，就散了。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不久，他还和别人争论着昨天晚上的那把牌，他说：“明明是你们出错牌了吗，怎么会是我输了。”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他依然在和别人争论着那把牌，仍然在说：“明明是你们出错牌了吗，怎么会是我输了。”他就是这样一个好较真而又固执的细心人。在“长征”中，走到涞水县，突然朱鹤年病了，发起高烧来，摸脑袋很烫，可急坏了我这个随队“医生”，当时已经很晚了，医院已经关门了，怎么办哪？我还是“懂”得一点医术的，我给他检查了一下，发现他嗓子有点红肿，可能是感冒引起的扁桃体发炎，所以发烧。我在“长征”出发之前，到校医院拿了不少的常用药，在路上防备万一，有防治外伤的红药水和紫药水，大家脚打炮挑了以后，上的就是我带的紫药水把干。还有防治拉肚子的“黄连素”、“肠胃消炎片”。还有防治感冒发烧的“ABC”、“消炎片”、“土霉素”、“四环素”等。我给朱鹤年吃了两片“ABC”，两片“消炎片”和两片“土霉素”，看看有没有效果，不行就送医院。夜里我起来几次，摸一摸他的头，烧还是真退了，我的药还挺管事。第二天，我们休整了一天，带他到县医院去看了看，要了点药吃了，到第三天早起，发现他的病已经问题不大了，我们才继续前进。在行军的路上，经常发生争论，主要是行走路线的问题发生争论，有时甚至能吵起来。我们班是以朱鹤年、姜毅为主，企02班以王普等人为主，每到发生矛盾时，都是由我和叶大田来做调解人，做两方面的工作来答成一至意见。争论的焦点无非就是：走什么路线，走大路还是走小路，是继续走还是留住进行调整。这也真是应了毛主席的那句话：两条“路线”的斗争无处不在。
说起抬杠，不能不提到于公廉，大家都叫他“于公”，与“愚公”同音。他中等个，瘦弱的身躯，小眼睛上带一副窄边眼镜，两片薄嘴唇说起话来非常快捷和流利，声调略带有点尖细，一看就知是“善辩高手”。当时没有电视辩论会，如果要是有一定得让他去。“于公”是最喜欢抬杠的，到哪儿都能抬，什么题目都能抬。有一次，我路过他们的宿舍，听到里面正在争辩，我就走了进去，屋里争得正欢，争得是脸红脖子粗的，仔细一听，原来争论的是电影演员刘晓庆，你说为一个演员争论不休至于吗？
跟我们一起参加“长征”的还有一个四川人，他的名字叫吴光林。他人长的很瘦，身材也不高，瓜子型的娃娃脸，鼻子和嘴稍微有点鼓，长得象个四川峨眉山小猕猴。他的性格外向，好动好跳，好说好笑，好玩好闹，也很象只小猴。在长征中，我们一路玩耍，一路欢笑，一路高歌，一路感慨，非常开心。我们班共有三名四川人，除了吴光林之外，还有黄学光和崔德光。我们管四川三同学叫“三光”，就跟四川方言剧《抓壮丁》所说的“抓光、抢光、榨光”的三光政策一样，很有意思。黄学光人长得很壮实，大脑袋方脸庞，一双“色迷迷”眼睛，说起话来，总是瞪得大大的，他一般不会小声说话，说起话来总是“瓮声瓮气”的，略带点四川口音。他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班里哪有事情，他都要插一杠子，他的嗓门很大，盖过所有的人。他从不在乎别人说他什么，也从不往心里去，说哪到哪，说完就了。他的这种性格我还是很欣赏的。一个班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绝对缺少不了像黄学光这样不计较得失、不寻私情的热心人。
崔德光个子矮矮的，头大大的，长方脸上长满了壮疙瘩。他性格内向，很少和同学打闹玩笑，总是自己闷头不吭不哈学习，像一个小猫一样，乖乖的躲在一边自己看书，我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猫”。很快他的外号就在全班叫开了。崔德光是一个“你有千言万语，我有一定之规”的人，他从不随大流，人云亦云，自己有自己的一片小天地，有自己的原则。所以，在一些人的眼里认为，他是一个很难接触的人，拿北京话讲，他是一个不太合群的人。在我看来，崔德光是一个对学习知识非常执着的人，有点像“老学究”。有一次，我在他的宿舍里聊天，无意中发现，在他的书桌里，有五六套《高等数学》书，他正在翻看，我很惊讶，买这么多的书，拿来熬着吃呀！由此可见，崔德光就是这样一个“老学究”式的书呆子。我很佩服他的这种对知识追求、刻苦钻研的精神。记得那是我“大串联”刚刚从外面回来，有一天，有一个小女孩来找崔德光，说是崔德光的表妹在四川音乐学院附中的同学，她个子不高，瓜子脸尖下壳，人虽不很漂亮，但很精神，一看就是精明开朗和招人喜欢的女孩。当时，班上的大部分同学都出去搞“大串联”去了，在宿舍的人很少。崔德光也去四川“大串联”了，我就尽地主之宜，负责接待了这位不速之客。与这个女孩子一接触，发现她非常健谈，而且一点也不拘束，就跟老熟人一样。我给她打了中午饭，并把她安排到校主楼的“红卫兵”接待站住下，由于，当时已经是十月中旬，天气比较冷了，我还把一个毛毯借给了她。过几天就是毛主席第七次接见红卫兵了，我劝她在北京住几天，等着毛主席接见，先在北京转一转，玩上一玩，她接受了我的建议。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热情，可能是我对四川人特别是四川女孩有好感的缘故吧。在我的脑海里，所有四川女孩都有开朗、大方、泼辣和特别能干的印象吧。过了几天，又有一个女孩来找崔德光，当时我就想，怎么这么多女孩找崔德光，来人她说是崔的表妹。我说：“正好，你的一个同学也在北京，过一会儿她也会来。”她和我聊了一会，也是那么健谈，也是那么无拘无束，也是那么随和。忽然，有人敲门，我开开门，对她说：“你看谁来了。”两人一看，“嗷”的一声尖叫，震耳欲聋，大概最少也有100分贝，然后两人拥抱在一起，全然不顾还有我的存在。然后，两人开始大声的用四川话攀谈，我只能在旁边干瞪眼，插不进话去，也只有在一边傻笑的分了。她俩决定退了清华主楼的住处，搬到外校一起去住，一会儿她们去主楼办了手续，拿着毛毯向我辞行，他俩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就匆匆而去。至今回忆起来还觉得挺有意思。
说起热心肠，在我们班上要属我的北京老乡周宝瑄了。他身材不太高，但很魁梧，圆圆的头略有点大，一双眯缝的眼睛，透出智慧和憨厚。他很有老北京人的特点，待人礼貌热情，彬彬有礼，凡事做起来一丝不苟。他从不大声与人讲话，但与别人聊起天来滔滔不绝，说起来一套一套的，很是健谈。他很爱交朋友，也很会交朋友，总是有一群好朋友围拢在他的周围，探讨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把老北京人的特点发挥的淋漓尽致。什么是老北京的特点哪？就拿我住的北京的大杂院来说吧，一院住着十多户人家，街坊邻居相处得非常好，相处的像一家人一样，一家有事各家都来支援，谁家要盖个厨房，全院动手，一天就盖好，完工后还各回各家吃饭。谁家有什么事，有人生病，有小孩磕着碰着，谁家来客主人没有在家，都有人伸出手来出面相帮，要人有人，要车有车。谁家打小孩，谁家夫妻吵架，谁家邻里闹矛盾，总是有人出面调解和劝说。这就是北京人的热情的特点。和现在住楼房，谁也不认识谁，对门住着，老死不相往来的现实相比，我还是非常怀念老北京的大杂院的。北京人和上海人的特点就有天壤之别，在上海，人与人的关系就比较疏远的，一个院里住着，来往却很少。比如，上海有一个院里如果住着五家人家，共用一个厕所，厕所里就要拉着五盏灯，每家拉一盏灯，把电灯开关安在自己的屋里，谁上厕所开谁的灯，谁也不占便宜不吃亏，互不干扰，这就是上海人的特点。我还是喜欢北京人。说起周宝瑄的热心，我记起这样几件事。有一年过年，食堂为了让大家过好年，决定吃饺子，可是食堂没有那么多人来包，就把面和馅发到每个班上自己包，包好再拿到食堂给煮熟。我们班上大部分是南方人，没有包过饺子，不会包。我和周宝瑄等北京人得知此事之后，就很热情的从北京家中赶过来，教大家包饺子，周宝瑄还从家里拿来擀面杖，大家高高兴兴的包了一次过年饺子。杨志军由于学习紧张患上神经衰弱病，这可急坏了周宝瑄，他帮助杨又找北京的名医又找药，非常关心杨的病情，帮助杨想了各种治疗的办法，使得病情有所好转。企02班的余昌民同学，是来自武汉的一名围棋爱好者，在武汉的中学生比赛中取得过好成绩，周宝瑄得知此事后，积极地为余寻找北京的老师，他的街坊是北京围棋学会的高手，他就跑前跑后的为余牵线搭桥，使余得到进一步深造。向这样的热心事还很多很多。
广东梅州雁洋是叶剑英元帅的故乡，是足球之乡。我们班有一位来自广东梅州梅县的同学，他的名字叫谢春。人长得瘦瘦的，个子不高，一付娃娃脸，人很标致和帅气，说起话来，带有浓重的广东口音。他是班里唯一的广东人。他的性格也很内向，一般不爱公开场合多说话，却很爱和人聊天。有一次，他和我聊起了他们老家的事，他说，在他们老家，男人是不干家务活的，也不下地干活，所有的活计都是女人干，男人如果在家干活就会被别人看不起，说这小子没有能耐。男人除了下南洋跑生意，就是在家呆着，所以，他们村的亲戚、老乡大部分都在南洋做生意。当时，正是“阶级斗争”时期，很多人都不愿意讲在国外有亲戚，怕有“里通外国”之嫌疑。谢春能和我讲这些，说明他把我当做知心朋友，毫不隐瞒什么，说些知心的悄悄话。谢春爱好体操锻炼身体，在单双杠上能做一些动作，有时候还能当众表演一下倒立行走，还真是那么回事。他说，在他们梅州地区，很多人都会踢足球。
我交朋友有三项原则：一是诚实老实的人我交，奸诈滑头、油腔滑调、好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耍权术弄小聪明的被称为“痞子”的人我不交。二是对我有帮助的、能使我在政治上、学习上、生活上有所进步的人我交，对我没有什么帮助，“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我不交。三是和我兴趣相同，“臭味相投”的人我交，和我兴趣爱好不同的人我不交。根据上述三原则，我在班里、体育队里，文艺宣传队里都交了许多好朋友，现在想起来，这些朋友是我一生宝贵的财富。除了交友三原则之外，我有三种人是决对不交的：第一，不孝顺父母的人不能交。你想，他连最疼爱他的父母都不孝顺，对双亲都不好，他还能对谁好，对谁是真心实意的呢。世界上就没有对父母不好只对朋友好的人。第二，小人不能交。小人欲其利。为了一点私利，他可以出卖灵魂，出卖朋友，出卖一切。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人前是人，背后是鬼。这样的人是绝对不能交朋友的。第三，酒肉朋友不可交。平时，在一起吃吃喝喝，花天酒地，朋友兄弟的称呼着，好象很是亲近，但是，一但有事情就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甚至，幸灾乐祸，吃黑钱。以上三种人我是绝对不与他们交朋友的。
说起朋友，在大学六年中，我们班上和我最亲密的朋友就属黄立培和关志成两个人了。说来也是有缘，开学的第一天，来报道的有一位江苏南京郊区来的小同学，他就是黄立培。当时，他个子很矮，圆呼呼的脸蛋，一双纤细的小手，说话举止带有稚嫩的孩子气，在我看来，这不就是一个小弟弟吗？黄立培在我们班里是年龄最小一个，他是属猪的，比我小三岁。我们俩一见面就很投缘，三谈两谈就成了好朋友，真有“一见钟情”的感觉，可惜我们都是男生。在分班后还没有正式上课之前，我们手拉着手，一起转清华园，一起参观主楼，一起到颐和园去玩。叶良卫还给我们俩在11号楼门前留下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手拉手照片。在六年的大学的生活里，我和他几乎是形影不离，我真把他当成我的小弟弟了。我给他起了个好听的外号叫“小黄立”，与“小皇帝”音相近。虽然，他不爱好体育，也没有文艺天才，但他性格内向，什么事情他都很明白，对每一件事情都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处理起来也很有分寸。非常奇怪的是，他的想法和看法与我的想法和看法多数都很一致，这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好感情。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俩人一起进行了第一次乘火车的“大串联”，我们先到了上海，住在上海交大，先后到上海几所大学了解了“文化大革命”情况，并游览了上海外滩和南京路、淮海路、御园庙会等地，很是开心。然后，我们到了江西南昌，除了到南昌几所大学了解情况之外，还参观了八一起义纪念馆，贺龙指挥部和八一广场，我们经受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后来，我们又乘车到了重庆，住在重大教室里，我病倒了，拉肚子发高烧，不能起床，可急坏了“小黄立”，他又带我去看病，又喂我吃药，又给我打水，给我打饭。我在临时宿舍里躺了两天，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小黄立”一直陪在我身边照顾我，那里也没有去。到第三天，我的病好多了，在我劝说下他才自己去到重庆市里转了转。这就是我的好弟弟，比亲兄弟还要亲。到了第四天，我的病几乎完全好了，我们一起才到“渣滓洞”“白公馆”和“红岩村”去参观。后来，我们又到了四川成都，先到几个大学看了看，又用一天的时间去了“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接受了一次“阶级教育”。在回北京的路上，路过西安，碰见姜毅等人，大家一商量，打算回北京组织长征队搞徒步串联，就随他们一到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后，正赶上毛主席第七次接见“红卫兵”，我和“小黄立”都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标兵工作。说是“标兵”，其实就是用人手拉手组成人墙，两层大学生加一层解放军，把天安门广场分割成若干个小方块，每个方块里站满了外地来的“红卫兵”。一会儿，毛主席开始接见了，从天安门上走到主席台，人们开始向天安门前拥，我们手挽着手，阻挡着人们往前拥，就这样顶在那里。要知道，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一起向前拥，会是多大的劲儿呀！我们正是在国旗前面的一块地方，也是压力最大的地方。我们死顶着，压得我们都喘不过气来。有几次我都有点坚持不住了，但还是咬着牙坚持。过了有一刻钟的功夫，毛主席走了，天安门才安静下来，我们才长出了一口气。“红卫兵”散去之后，被踩掉的鞋子、袜子，被挤掉的帽子、围巾不计其数，散落在广场上到处都是。经过这一次活动，可以说我们俩又经过一次艰苦的考验。
在“长征”开始之前，我们进行了一次预演，从学校走到八达岭长城。那天，我们早早就起床，带上昨天就准备好的干粮，一路唱着歌就出发了。我们沿着京张线铁路一路走下去，累了就休息一下，喝口水再走，走到清河才吃早饭。走到八达岭已经快到十二点了。站在八达岭长城上，向北一望，群山叠障，高低起伏，非常雄伟开阔。黄立培可能还是第一次到长城，心情非常激动，我们止不住地朗诵着毛主席的诗词：“不到长城非好汉，------”。我们在长城上吃了饭，又玩了一会儿，便下山往回走，当时，已经三点多了。虽然是下山，但我们真的有点累了，走也走不快，到了南口已经五点了，实在有点走不动了，眼看天要黑了。我们决定坐点火车吧。从南口到清河坐了一段火车，下了车，我们又从清河走回学校。紧赶慢赶也没赶上食堂开饭。虽然没有走完全程，但我们还是有了走长路的感觉了。我们总结后得出结论：走长路不能走得太快，每次也不能走的太长，一般走六、七十里路最为适宜。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我们长征小分队出发了，一路向延安走去。我和“小黄立”一路为伴，相互关心，相互爱护，一同爬山，一同下地帮老乡推车平地，一同为老百姓背水，一同在休息处脱得精光捉虱子，一同在革命老区老乡家吃派饭，一同在五台山的庙里斗和尚。到了太原以后，由于黄河封冻，不能再向前走了，我们又一同下厂，到太原重型机械厂电炉车间炼钢，并同时搞山西的“一月夺权”。我们有苦同受，有难同当，有富同享，有兴同乐。我们有饭可以一起吃，有衣服可以一起穿，天冷了可以睡一个被窝，天热了可以用一把扇子。可以说，我和“小黄立”亲密无间，相依为伴。其实，在班里我最怕的也是黄立培，他有时发起火来还挺厉害的。如果我犯了什么错误，办了什么错事，或与别人开玩笑我开得有点过火的时候，就见他脖子一耿，满脸涨得通红，小嘴“啪啪”的，拽给我几句批人的狠话，就象大人批评孩子一样，我还是乖乖听着，一点也不敢反驳。要是别人这样批我，我早就不干了，非得打起来不成。“小黄立”也就对我是这样，我看他对别人是不敢的，就因为我们俩关系“铁”。与“小黄立”大学生活的六年里，他人一天一天长大，刚进校时他比我矮半头，象个孩子，到快毕业时，他已经长成大人了，个子反到比我高半头了。我的“小黄立”已经长成“大皇帝”了。
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是东北大汉关志成，大家都叫他“小关”。他是哈尔滨人，“小关”可不小，个子高高的，身体很粗壮，大眼睛薄嘴唇，说起话来总是慢条斯理的，“这个吧、、、、、、”“那个吧、、、、、、”的，嘴上还不住的“使劲儿”，表示对人的真诚和尊重。他是中性的性格，有内向的一面，又有外向的一面，对内很外向，对外又很内向。有一点“牛”脾气，认准的理儿，坚持到底，一般绝不后退。就好象我在哈尔滨街头看到的小孩打架一样，一个孩子把另一个孩子打倒在地，然后骑上去，一通拳头打上去，打了一会儿停下来问：“服不服？”地上的孩子说：“不服！”接着又是一通拳脚，再问：“服不服？”不服再打，直到说：“服了！”为止，撒开手大家相安无事。关志成就是这样直爽、实在、坦诚、醇厚的人。他是班上的团支部委员，很会做思想工作，在我入团的问题上，给了不少的帮助。我们经常一起聊天谈心，我发现在对待很多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很是相似，有时是惊人的一致。我有写日记的习惯，不是天天写，遇到什么特出的事或有什么感想心得时，总是要写上一篇，大学生活日子多了，也有厚厚的一本。那是我内心的流露和看法，是绝对保密的，是不能给别人看的。由于，我和“小关”很是要好，已经是心心相通了，所以，他可以看我的日记，并对我写的日记内容进行交流和谈心。我们就是这样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和“小关”接触最多的还是在篮球场上，几乎每天四点钟以后，我们都到东区操场上打篮球。我们一起滚一身臭汗，一起到浴室去洗澡，一起吃饭。这已经成为我们快乐生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工宣队进校后，两次下厂实习，一次到北京热电厂，一次到石景山高井电厂，我们都分在同一个班组，干同一种活。我们最后一次在高井电厂实习，实习之后我们就毕业分配了。我记得，当时，我们高井班的工人到老厂去支援大修，我们同学也跟着去了，每天都要翻过石景山的山梁，早上去，晚上回。
有一天，在回来的路上，在石景山的山顶上休息，“小关”向我透露了一个秘密，就是企02的叶大田托人向他示好，想交朋友的意思。“小关”说我和大田最熟，在一起“长征”，又都在系的文艺宣传队，很是了解。问我的意见如何？这个朋友能交不能交？我先是有点惊讶，后又仔细一想，就谈了我的看法。我说：“大田是个好人，也是非常难得的好人。她性格外向，活泼开朗，人缘很好，在“长征队”里口碑也很好，在发生矛盾的时候，能做双方面的工作。她是一个有理想，有大度的人。大田的性格外向，小关的性格偏重内向，将来正可以互补。”我又说：“两人各方面条件相当，可以说是“门当户对”。我又说：“大田的兴趣爱好广泛，特别爱好文艺，爱好跳舞，并且是一个很有内秀的人，‘心有灵犀一点通’，她就是心有“灵犀”，又有心计的人。小关虽然好打篮球，但兴趣不太广泛，这一点还要向大田学习。”总的来讲，这样的女朋友是可以交的。另外，我还与“小关”开了个 “玩笑”，我说：“叶大田可有点“厉害脾气，按你屈己从人的性格看，将来别成‘妻管严’吧，哈哈！”在山上聊完了之后，“小关”非常高兴，可以看得出来，兴冲冲的下了山。回到宿舍我躺在床上在想，好你个叶大田，你真有眼力呀，不吭不哈的竟然敢来抢我的好朋友，真是胆子不小啊！后来又想到，抢走就抢走吧，反正要毕业了，“小关”和我总是要分开的，就让给她吧，关志成能找到一个好伴侣也是他的福分吧！也算有一个好的归宿吧！没过几天，“小关”在班上宣布了与叶大田的关系，引起了全班的极大震动，整整轰动了三天，大家都认为，象“小关”这样的“老实巴交”的人也偷偷搞上对象了，真是不可思义。
这就是我的大学同学，就是我大学生活的一部分。佛家讲“随缘”，道家讲“顺其自然”，我们同学来自五湖四海，能走到一起就是一种“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识亲。”在大学里，我们毕竟共同度过了一段人生中最美好的时间，我想这是一生难忘的。虽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性格，有各种各样的脾气，有各种各样的缺点，有各种各样的爱好，但我们能走到一起来，能溶入我们这个“大家庭”就是非常不容易的。毕业以后，大家各奔了东西，在工作的岗位上，各种烦恼和生活重担压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喘不过气来。可是，每当回到学校，每当我们大学同学在一起聚会，不管是毕业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三十年的聚会，还是毕业三十五年的聚会，我们都感到非常亲切，轻松，无拘无束，高兴快乐和无比幸福。我们好像沉侵在大学时代，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青春的年代，无限的欢笑和祥和。回想起来，时间就像一瞬间，转眼已经大学毕业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生活和工作的奋斗中，不管你事业有成还是失败，不管你是部长还是白丁，不管你是教授还是高工，不管你是一帆风顺还是犯过错摔过跤，不管你是百万富翁还是穷困潦倒，不管你家庭幸福还是有什么坎坷不幸，请把这一切都忘记吧，因为一切东西都“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只不过是“过眼烟云”，让我们正确的面对，一切都“顺其自然”吧。我们拥有大学时代这样一段美好的回忆就很满足了。同学就是同学，不管怎样，不管到什么时候，不管到什么地步，我们都是同学，都是好“兄弟”。
（有很多同学还没有来得及写出，未完待续）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八日于北京通州武夷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