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牛田洋灾难

　　共和国的历史进程书写着起伏跌宕，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们同样承受着充满坎坷的人生经历。我在汕头牛田洋军垦农场遭遇的台风海啸灾难，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苦难记忆。那是不堪回首的四十多年前的悲惨岁月。

　　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62级学生，祖籍北京，上海长大。1968年 “文化革命”在全国升级为派系争斗的“武化革命”,燕园亦笼罩着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流血冲突不时爆发。时局混乱，陷入僵局。根据“最高指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各个高校。曾经点燃“文化大革命”烈火，号称“革命闯将”的红卫兵，已经蜕变为阻碍“革命”发展的绊脚石。搬开、砸碎顽石的最佳方案就是毕业分配，把学生彻底从校园里赶走。“工宣队”进驻北大，没有宣传革命道理，没有调停派系纷争，没有判定是非曲直，立即高调开展毕业分配工作。

　　不管是不久前还手执长矛、用强力弹弓发射鹅卵石的斗士，还是躲避祸事、远离校园的逍遥隐士，全都返回宿舍，听候安排。

　　当时的社会惯例，凡是进入大学校门的大学生，毕业后的工作由组织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统一分配。在严密户籍管理制度的控制下，只有服从“国家分配”的大学毕业生，凭借“毕业分配证”，到所分配单位所在地的派出所注册户口，才能成为合法公民，才能领取生存所必须的粮票、布票、油票，还有煤票、糖票、肥皂票，等等。在事关个人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革命目标和斗争狂热退居其次，“毕业分配”成为每个人关心的首要问题。

　　我接到了被分配到黑龙江省鸡西煤矿的通知。正当我在宿舍对着这张纸片发愁时，有人敲门进来，是我们系同年级古典文学专业女生卢燕丽。她被分配到广东汕头军垦农场，她的对象被分配到吉林省，两地间隔数千里，请求与我对调。我正巧有舅舅在广东部队任职，答应她的建议。我们两人一起到五院系办公室办理调换分配地点的手续，头发斑白的工人师傅爽快地撕去原有的通知，立刻重新填写了两份。卢燕丽感激万分，我却像在做梦。一个突然的变故，彻底转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牛田洋，这个陌生拗口的地名，从此在我的生命里烙下了深刻的印迹。

　　在解放军系统，这是个笼罩光环的圣地，因为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就发源在这里。据说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于食品短缺，驻守在牛田洋的战备值班部队41军122师奉命在此围海造田，垦荒种粮。广州军区把牛田洋事迹上报中央军委总后勤部。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要求各行各业以本业为主，兼学工、学农、学军，同时坚持批判资产阶级。又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后来演变为“五七精神”，被奉为制定知识分子政策的纲领。在“文革”中，全国各地纷纷办起各种形式的“五七干校”。在接受“再教育”的旗帜下，“五七干校”沦为整治干部、教师、知识分子的集中营。

　　牛田洋具有这般神圣的政治地位，接纳“再教育”的对象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也是一项别出心裁的政治举措。

　　进入牛田洋的大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大约33所高校（单位），共2183人。有一些本不属于应届毕业生，由于政治需要，也纳入这支队伍，包括七机部、中联部、外贸部，甚至还有曾经在驻外使馆工作的183名外交部人员。

　　军垦农场有4个团，每个团4个营。学生按原有校（院）系编成独立的学生连队，每个营加插一个学生连。学生连的连级干部和排长由解放军军官担任，副排长和班长由解放军指定政治可靠的学生担任，党员身份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我被安排在牛田洋219师656团三营机枪连附属的学生连，地点在潮阳县（后改称“潮阳市”，现为汕头市潮阳区）河溪（现为“河溪镇”），位于榕江出海口南岸。

　　与我在同一连队的学生有：北大同学王涛、祝际平，华侨大学吴家宝，暨南大学陈亿礼，华南师院外语系雷鸣夏等；其他几乎都是潮汕地区城镇或农村的学生。

　　刚到连队，同班的潮汕学生就悄悄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里条件虽差，但粮食没有限量，每顿都可以吃饱。学生连队的营房是简陋的竹棚，沿着残缺的旧堤修建。建筑材料尽量就地取材，粗竹框架、细竹草笪、茅草屋顶、涂泥墙壁、竹架通铺，没有夯实的黄泥地面，还有野草残花。原住民老鼠、螃蟹和小蛇还经常来回访。

　　来到解放军这个“革命大熔炉”，目的是培养像解放军战士那样驯服的革命工具。除了没有革命军人的领章帽徽，其它一切完全按照解放军战士的标准要求。军旅生活从刻板的作息制度、内务管理开始。平时不准离开营房范围，节假日外出，也仅限于到团部服务社购物，并且必须结伴同行，按时归队。

　　初进营房，严格的军事化是首先面临的考验。每天清晨，天色朦胧，响亮的起床号声突然截断人们的酣梦，大家立即爬起来，出操跑步，队列训练，简单的动作让你不断重复，直到你的神经彻底麻木，只剩下机械反应。指导员李蒲林说：部队的绝招就是“疲劳战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时间排满，让你没有空闲胡思乱想，排除任何与领导意图不符的潜在因素。

　　部队成为全国政治思想标杆的要诀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崇拜和推广。部队生活学习“毛著”占据首要位置。每天操练结束，七点集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田间劳动宣读语录。要求挤出所有间隙读毛著，念语录，写心得，“表忠心”。晚饭后组织政治学习。每个人在班里讲述学习体会，“斗私批修”，深挖思想灵魂的丑恶根源。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家长受到冲击和来自城市的学生，背负着冤孽原罪，默默忍受着鄙视目光的煎熬。

　　开始时的仪式是：早请示，晚汇报。每天起床后和睡觉前，要把语录本贴在胸前靠近心脏位置，面向毛泽东画像，口中念念有词。大抵是学习心得和表示忠诚一类的词语。

　　吃饭前要“餐敬”。就是所有人员列队到饭堂门口，值星排长带头，大家右手挥动语录，口中赞颂毛“万寿无疆”和林“身体健康”。

　　后来部队发起制作“忠字牌”，跳“忠字舞”的运动，学生连队也同样卷入这股热潮。

　　“忠字牌”用相当16开书本面积的木板制作，正中位置贴着毛泽东头像，下面写着一个鲜红的“忠”字，两侧写有表示忠于毛泽东的口号。连队集会、野营、行军，每个人都要随身带上“忠字牌”，开会呼口号时高高举起，以造成一片“红海洋”的热烈气氛。也有悲从中来的意外发生，据说有人不小心损坏了这个“宝物”，原本表达“忠心”的物件，变成被指证“反革命罪行”的铁证，结果自然悲惨。

　　“忠字舞”的推行则是另外一番景观。所有人手里拿着红色语录本，以班排为单位，站立成行，口中高唱歌颂“红太阳”的革命歌曲，边唱边舞，做出简单有力的舞蹈姿势，充满劳动人民的粗犷气质，迈步、挺胸、仰头、握拳、双腿前屈后蹬，表现出战斗姿态。用行动语言暗示誓死捍卫毛泽东的决心。据说这些舞蹈出自部队战士的创作，好在通俗易学，跟着别人比划几下就可学成。不少人自我安慰，每参加一次跳“忠字舞”活动，就当是参加了一次舒筋活血的体育锻炼。

　　当时的“红色浪潮”波及每个人，任何人稍有异议，立即就会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惹来麻烦，甚至灾祸。

　　1969年4月召开“九大”，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连队的政治空气日益压抑，“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两把利刃直插连队。连长动员大家在劳动之余认真写出书面交代材料，还要背靠背揭发别人，人人过关，一个不漏，反戈一击可以“立功赎罪”。宿舍、饭堂张贴了许多白纸蓝字的标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无产阶级专政万岁！”营区弥漫着十分恐怖的肃杀气氛。

　　指导员李浦林经常到宿舍巡查，翻看被褥下是否有印有毛主席头像的报纸或图片，搜集“仇视侮辱革命领袖”的罪证。更令人恶心的是他还经常到厕所茅坑里寻找这类“罪证”。仿佛不抓出几个“反革命分子”决不罢休。几个胆大的学生暗中给他起了一个“李林甫”的外号，好在他对唐朝历史一无所知，没有任何反应。

　　不久，传来西牛田洋女生连华侨学生上吊自杀的消息。我们三机连有几个华侨大学、暨南大学毕业的海外归侨学生，他们家境富裕，多数属于商贾子弟，加上海外社会关系复杂，早成为连队暗中彻查的重点目标，有“潜伏特务”、“里通外国”的嫌疑。他们的压力比其他人更重，几乎屏息静气地偷生。

　　暨南大学学生陈卓雄，有亲戚从海外回国探亲，从广州给他发了一封电报。此事引起部队保卫部门怀疑，责令连队追查。陈卓雄百口难辨，精神崩溃，陷于极度绝望。晚上在蚊帐里彻夜不眠，在黎明时分割开颈动脉自杀。幸而不久被换班的值班哨兵发现，及时送去团卫生队抢救，才保住性命。团卫生队医生说：假如刀片再深割0.1毫米，出血更多，他就没有救了。

　　有一次，连长发现在厕所墙上有一条“打倒……”的标语。全连立刻进入戒备状态，团营两级保卫干部如临大敌，进驻连部侦查破案。组织大家排队进入厕所观看标语现场，旁边有人察看每个人的表情动作；又让每个人写字，辨认笔迹。折腾几个月，毫无结果。直到我们学生连队解散，也没查出头绪。

　　我们几个来自北京的学生，面临与华侨学生相似的处境。部队领导认定“五一六分子”就隐藏在来自北京的学生中间，加上“打砸抢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一定可以揪出一批坏人。每次领导训话都是怒目圆睁，声色俱厉，提出严重警告，显示其充分的信心和决心。学生们照例低头无语，做出“听话驯服”的模样。心里却十分紧张，唯恐遭受不白之冤。

　　荒唐的是，声势浩大的“清查运动”，猛烈开展三个月，突然无声无息地中止了。营区的标语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连队也绝口不提这个敏感的词汇了。我们连队没有查出任何可疑分子。据说整个牛田洋也没有“清理”出一个。

　　可是，这样的政治举措在其它时间会以其它形式再现。分配前夕，连队破获了一个“反动小集团”，连累多人隔离审查。为首的胡锡礽获刑七年。“文革”结束，宣布他们无罪平反，可惜耽误了那几个年青人的青春年华。

　　牛田洋毕竟是军垦农场，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之是繁重劳动之余必不可少的重要活动，绝大部分时间还是耗费在“与地奋斗”的艰辛劳作中。牛田洋的字典里没有“清闲”这个词。面对超越极限的劳动强度，大家居然也都硬挺下来了。人的生命力在这个特殊环境里真是愈发顽强。

　　学生连来自城市与来自农村的两类学生，在严酷的劳动面前，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本色。

　　我们初到连队时，已经是初秋十月，夏收已经完毕。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把大田的禾杆担回营地。经过酷日暴晒，禾杆都已干透。我们跟着带队的部队老兵，学习把两股禾杆扭曲连结成简单的草绳，将散摊在四周的禾把累放成堆，随后双手各抓紧草绳的一端，尽量把禾把束紧，借助身体的压力，用膝盖顶着禾把，借势绑紧，成为几近半米高的草捆，再用担杆两头各插一个禾捆运回。汕头担杆的功能相当北方的扁担，用结实的老竹制作，经火炭烤炙，减少水分，增加韧性，两头削尖，可以轻松插进禾捆。

　　看似平常的工作，我们并不轻松。干枯的禾杆叶缘，像锋利的锯齿，每个人的手脚都伤痕累累。从大田到营房最近的距离也有三四里路，最远有十几里。挑禾时走的都是田间小道，挑着七八十斤的禾杆，跌跌撞撞，东倒西歪。有的半路上禾捆散了架，只得压下怒火，耐心地重新捆绑。有时天黑才回到连队。

　　夏收完毕，部队的任务转向加固堤围，整修水利，预防海水涨潮内涝倒灌。筑坝劳动程序简单，只要把泥土从远方运来，堆积到指定的位置，达到规定高度就可大功告成。实际操作是件极难的苦差事。海边的泥滩类似沼泽，大家站在泥滩取土，随着不断用力，脚底逐渐陷入泥滩深处，有时烂泥齐腰，要靠别人帮助才能挣脱出来。干活要经常移动位置，才不致陷入深泥之中。下滩挖泥的同学要把裤脚高高挽起才方便操作。挖泥时要五指并拢，向深处狠劲插下，才能取出湿漉漉一坨泥巴。每个人就这样机械地重复着，动作简单，劳动强度极大。常常在泥水里浸泡几个小时。进入隆冬季节，更是受罪，泥水寒彻入骨，手脚冻僵，皮肤干裂。泥滩本是海边渔民养蚝的场所，残留的蚝壳和贝壳也来捣乱，像锋利的匕首，手脚上留下一道道伤痕。鲜血渗出又被泥巴糊住，甚至连察看伤口、埋怨叫痛的机会都没有。在场的每个人处境相同，谁也无法获取别人的同情和呵护。不少人双手指甲磨损，有人甚至指甲开裂，一旦洗去泥巴，就会露出鲜红的嫩肉。

　　运泥的人也不轻松，开始时用簸箕当运泥的工具，但是烂泥糊在簸箕上，无法倒出，效率极低。后来有人建议用小船运泥。泥滩烂泥含水量高，起到了润滑作用，装满泥土的小船可以推动前进。但是堤坝的高度不断增长，推船前进的坡度越来越陡，增大了推船人的难度。每个人在烂泥里奋力推动小船，双脚陷在泥浆里，艰难地拔出一只脚，迈出一步，再拔出另一只脚，又迈进一步。运泥船推到坝址，卸下烂泥，再推回取泥点装泥。周而复始，不断重复。

　　有时接受的任务是开沟挖渠。使用的工具是铁铲和锄头，相比之下，铁铲发挥的作用更大。开沟是力气活。把铁铲插进泥里，用脚狠劲踩下，铁铲的锋口才能深入泥里，挖出的泥土才能成团结块。否则，泥土松散跌落，效率极低。海滩泥土受海水长年浸泡，变得富有胶性，粘在铁铲上很难甩脱。不久就结成一坨，碍手碍脚。后来发现如果旁边有积水，可以沾些当润滑剂，可惜又增添了工作量。

　　尽管寒风凛冽，每个人的衣服依然被汗水和泥水浸透。晚上没有时间清洗衣服，即使洗了也无法及时晾干。于是大家晚上睡觉前，把沾满泥巴的衣服挂在床头，第二天起床，把稍微干燥的泥巴拍打一下，照样穿在身上。

　　1969年春天来了，连队投入了紧张的春插备耕。为了保证按照农事季节完成插秧任务，首要工作是平整土地。我们三机连的任务是三百多亩面积。牛田洋的淤泥深及大腿，耕牛下田迈不开步子；拖拉机下田只听发动机轰鸣，不见前行。原因是烂泥湿滑，拖拉机轮子使不上劲，只能打滑空转。更何况牛田洋没有那么多耕牛和拖拉机，唯一的办法是人力拉犁拉耙。

　　这是牛田洋的传统，当年围海造田的解放军就是这么干出来的。有人挖苦说：“名符其实牛田洋，人力代牛种田忙。”

　　牛田洋耙田的铁耙，是部队特制的农具。用熟铁锻造，宽约三尺，重约三十斤。在烂泥里拖动这个铁家伙，人少拉不动，人多摆不下，最佳安排是五人一组。使用两根粗竹杠，用麻绳连接铁耙底部两侧的两根铁脚，四人在前用竹杠拖拉铁耙，一人在后掌控铁耙，调节铁耙方向和深度。

　　牛田洋的田地遍布粘满蚝壳的蚝石和各式贝壳，成为危机四伏的地雷阵。下田拉犁拉耙的学生纷纷遭到“暗算”，刮伤的脚掌在咸水的浸泡下剧痛难忍，锥心刺骨。为了防范伤害，大家只好穿上解放鞋下田。尽管连队领导阴阳怪气地批评，大家只能装作听不见，不去理睬。

　　在泥泞齐膝的地里拉耙特别费力，每迈出一步都要互相鼓劲。干这种活，很快就汗流浃背，累得筋疲力尽。有人实在顶不住了，就借口抽烟或大小便，稍微喘口气。在那个特殊年代，为了找“偷闲”的借口，许多平时烟酒不沾的学生也学会了吸烟。

　　据说中牛田洋一位来自北京的大学生，拉耙时脚部被割伤，但他坚持不请假,依然在烂泥里奋战。不幸感染破伤风，伤势恶化，贻误治疗时机，抢救无效而英年逝世。

　　寒冬过去，初春来临。一年里最繁忙的季节来到了。牛田洋耕地面积三万余亩，全师每个劳动力平均三亩，为了不误农时，只能在延长劳动时间上做文章。师首长下达死命令：必须在清明节后的五天之前把秧苗全部插完！连队安排晚上拔秧。虽然时令迈入春季，秧田的积水却依然冰冷刺骨，特别是晚上。大家排成一列，或借助暗淡月光，或在漆黑中摸索，不断机械般地重复同样动作：拔出秧苗、洗去根部泥浆、绑扎成把、码放在簸箕里 …… 原本沉睡的田野充满了噼里啪啦的声响。准备秧苗的工作大约要持续到午夜时分。

　　每个人挑着一担七八十斤重的秧苗回到营地，都是顾不上洗漱，一头倒在床上，几乎没有辗转反侧的过渡，立即进入沉睡，连做梦都没有时间。天刚擦亮，大约凌晨四点，急促的起床哨吹响。穿衣洗脸，随后集队向大田出发。担着沉重的秧苗，大家逶迤行进在田埂上，在晨曦中留下一幅剪影。田埂细窄湿滑，每个人都学会了光脚行走，五指岔开，才能抓紧脚下的泥土，减少跌跤。当时推广的“赤脚医生”，大约也是为了沿田埂出诊方便才“赤脚”吧。

　　插秧季节，一日三餐搬到田头。平日稍有清闲的炊事班，这时不仅增添了烧水做饭的工作量，而且要挑担把饭菜送到田间。几乎与大田作业人员同样幸苦。

　　尽管首长三令五申，实际插秧完成时间大约半个月左右。大家的手指在泥土里上下穿插磨损，不知重复多少万次，泥土混杂蚝石贝壳，留下许多伤痕裂口。卫生员的胶布成为大家保护双手的最后武器，每个人手上都裹着层层胶布。

　　牛田洋还蚂蝗成堆。一有水响，它们就像飘带游来，无声无息地贴向人的腿脚。待你发现流血的伤口，它们早已吸饱鲜血逃跑，留下的创口血流不止。由于蚂蝗色黄带有金边，大家将其戏称为“施里马达”。当时在关于柬埔寨的新闻中，施里马达时常占据头条。这位盘踞柬埔寨首都金边的伪政权首相，在我们的心目中竟然与讨厌的蚂蝗划等号。

　　“学习毛主席著作”是那个特殊年代表示忠心的最佳形式，“活学活用”成为学习“毛著”的超常发挥。在心理扭曲的环境下，讲用学习“毛著”体会，成为政治标榜、弄虚作假、攻击异类、谋取利益的丑陋平台。每个人都要装模作样地宣讲一番，然后逐级评比，从班到排，从排到连，随后是团和师，评选出各级活学活用的积极分子。部队的各级领导，或者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或者担心落下忽视政治的把柄，对“讲用”一概支持，对有关“讲用”的事情，大开绿灯，一路放行。

　　刚到部队不久，连队组织了一次夜间军事行动。那晚大约凌晨三点，突然一阵刺耳的口哨声响起，传来连长急促的命令：快打背包，紧急集合，长途拉练！全连学生从梦中惊醒，匆忙穿衣穿鞋打背包。按照部队内务条令要求，背包带平时要压在枕头下面，谁知慌忙出错，我的背包带竟然搅成一团，无法理出头绪。我刚想打开手电，解放军排长一声怒吼制止。周围的同学各自打好背包，奔向操场。情急之下，我背上挎包，夹起被卷，赶到队列中。

　　那晚没有月光，只见满天星斗闪烁。连长亲自带队行军，他有意离开大路，在田间小路或者荒山野岭疾行。学生连的部分人患有近视，很多人对在田埂行走颇感陌生。不断听到有人跌倒的声音和情不自禁的呼叫，随后是连长和其它部队干部严厉的叱责。我夹着被卷，行动更加笨拙，多次跌倒，挨骂更多。天色朦胧，连长命令就地休息。五个小时，我们负重走了四十里路。大家看到我的狼狈摸样，有人讪笑，有人叹息。最后总结时，我当然成为批评的靶子。

　　班内讲用，我找不到可以夸耀的成绩作为讲用内容，干脆“自轻自贱”把这件丑事作为实例，证明毛主席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伟大正确。大家恶作剧，竟然推举我参加连队讲用。我们连那天“讲用”时，团政治处尹副主任也来旁听。会议结束，他让指导员取走我的发言讲稿。又过几天，指导员通知我到团部，尹副主任要与我谈话。原来军区即将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为了显示改造知识分子的巨大成果，军区首长要求树立大学生学习毛著的典型。炮团女子连陈慧明来自广州音专，擅长弹奏琵琶。她在讲用时说，要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把代表“封资修”弹奏琵琶的指甲剪掉，引起轰动。团领导指示：在我们六团也要发掘培养类似的标兵。尹副主任看了我的讲稿，认为我有文字基础，请示团领导后准备调我去团政治处“写材料”。

　　尹副主任物色的苗子有几个。我首先接手的是撰写团女子连炊事班班长的先进事迹。我在女子连采访了几次。这位班长出身农民家庭，毕业于华南农业学院（现华南农业大学），朴实能干，性格泼辣，但是不善言谈，虽然有不少吃苦耐劳的事迹，但内容平淡，很难达到“上纲上线”的境界。稿子写了几次，都被团领导否决。牛田洋不缺忍辱负重的无名英雄，团领导心目中希望发现可以出彩的典型，事迹要与众不同，才能一炮打响。

　　尹副主任语重心长向我传授“写材料”的秘诀：定路子、拔高度、升境界。路子，就是明白领导要求，思路对路；高度，就是认识超过别人；境界，就是事事与毛泽东思想挂钩，把个人言行举动与革命联系到一起，简单的做法是套用语录和社论。总之一句话，“写材料”就是把领导意图变成文字，按照领导要求去写。我想起鲁迅当年鼓吹的“遵命文学”，如今又沦落为“遵命文字”。

　　接受的新任务是学二连标兵卫生员老顾。他不是应届毕业生，来自北京外语学院，已经担任历史教师。年龄将近四十，中等个头，身材结实。他的事迹是经常上山采药，为连队熬制防暑败火大锅汤药，或是送医送药到田头，对患病学生也坚持熬制中药和针灸，有时甚至在自己身上试验。团领导认为老顾身份特殊，也许能够脱颖而出，把他列为选拔先进的首位候选人。

　　我几次跟随老顾上山，多次陪伴老顾守候药炉。老顾性格内向，寡言少语，很难发掘出豪言壮语。一次，他见四周无人，悄悄对我说：自己从小喜欢医学，跟着一位邻居老中医学了一点草药针灸知识。当卫生员主要是年龄体力跟不上年轻人，不能到大田里去拼命。千万不要把我写得太好，上台我念不出口。

　　有些实情无法写出，那位老中医据说是国民党员，解放后成为“历史反革命”。这样，只能写老顾自学成才。老顾是老实人，材料怎么写，他就怎么念。“讲用”会后，他悄悄说：我好像念的是别人的稿子，有些事我没有做过，有些想法我也没有想过。我苦笑着回答：“这些都是领导要求增加的，领导水平高，领导代替大家思想，咱们按照领导要求做吧。”我写了一篇《煎药炉前炼红心，上山采药为革命》。苦思这个题目时，脑子里却浮现葛洪端坐炼丹炉前的景象。这篇造句别扭的文字居然获得通过，老顾内定本团典型。我的任务就是继续提炼加工他的“讲用”文稿。从此我成为“两栖人”。农忙时在连队劳动，需要时到团部写稿。消耗体力，也耗费脑力。

　　不久，师政治部宣传处廖干事带队，每个团派出一个“写手”，到广州参加“广州军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讲用材料的准备工作。我是六团推举的“写手”。我们一行住在东山湖公园内的东湖招待所。每天无休止地讨论、修改、再讨论、再修改。唯一印象深刻的是每天早饭前可以在湖边散步。在广州改稿几天，竟然没有机会到市区见识南国都市的街景。

　　回到农场，我们集中住进了师招待所。师部位于牛田洋北侧的莲塘。师部大楼建在莲塘山顶部，是坚固的花岗岩建筑。据说战备需要，可以抵挡敌方突袭轰炸。司令部和政治部都在大楼里办公，楼前有院，院门有哨。一般人员无法进入。师招待所建在大院门外，有几排平房。住宿、就餐都在一处，十分方便。旁边还有师运输队、汽车连、警卫连、卫生处、军人服务社等成片建筑。

　　我们的任务是为师“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准备讲用材料。各团早有准备，集中只是充实提高，添彩升华。领导我们的是师政治部朱主任，他是廖干事的上级的上级，是我们接触到的最高层领导。在这里，我认识了外交部的宋锦海，另一位外交部通晓罗马尼亚语的男士，还有中联部通晓僧伽罗语的江苏女孩 ……。

　　灾难总是以突然的方式闯进人们的生活。1969年7月26日，仅有八开版面的《汕头日报》在头版右下方刊登了一则消息。只有几十字的消息说：一场强台风即将在潮汕地区登陆。

　　长期生活在海边的潮汕居民，每年都要经受几次台风骚扰，习以为常，没有当回事。我们写作班子暂停工作，整装待命，集中到会议室，准备接受师部下达的紧急任务。

　　廖干事亲自来到招待所传达命令：接到上级抗击强台风的紧急通知，所有连队停止劳动，返回营地。加固营房，捆绑行李。领导指示：军人的职责是保护国家财产和保护人民群众，必须确保拦海大堤不出问题，人在大堤在，誓死捍卫“五七指示”发源地。“誓死捍卫”，这个政治术语当时使用频率很高，借以表达政治坚定忠诚。但是许多人包括有些领导没有理解“誓死”的含义分量。

　　抗风抢险部署第一方案，抢险部队坚守一线大堤；假如形势危急，执行第二方案，抢险部队撤退到二线大堤，也就是营房前面的旧堤；假如二线失守，采用第三方案，部队撤向北部地势较高的莲塘、大场地区。领导强调：令行禁止，一切听候上级命令，以军号为准，不得擅自行动。领导部署计划周密清晰，有条有理，层次分明，三个梯次防范，三个阶段实施。令人联想到天才军事家赵括。

　　台风到来之前，天气格外压抑，空气仿佛凝固板结，没有一丝海风。大地闷热得像似蒸笼，透不过气来。大家聚在房间，浑身冒汗，汗水湿透了军衣。傍晚五点许，天边布满火烧云，艳丽火红的云彩，构成从未见过的奇观。朱主任来到我们中间，平时严肃的脸上更增添了几分冷峻。他说：“我到附近村子转了一下。老人讲，村里的水井已经尝到海水的咸味，这是几十年没有的怪现象。老人讲，这次要出大灾难，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第二天早上天气果然变脸，强劲的海风从海面吹来。狂暴的雨水，凭借风势倾泻下来。我们聚集在会议室里，眼看着大树经受不起狂风的袭击轰然倒下；房间门窗的插销失去作用，仿佛被巨手猛力推开，碎玻璃散落满地；汽车连的车库好像遭遇炸弹袭击，屋顶突然爆开，瓦砾随风飞舞。朱主任手下的通讯员浑身湿透地闯进招待所，气喘吁吁地传达命令：莲塘半山小村面临危险，全体出动帮助转移。

　　我们赶到村里时，村民残旧的泥砖屋在风雨中颤抖，有的开始漏水，有的已经塌陷。全村乱成一团，村干部声嘶力竭地指挥村民撤离。昨天还满不在乎的人，今天却惊恐万分。

　　村支书用生硬的普通话让我帮他转移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妇人。我们爬上一间破屋的二楼，老人抱着一床破烂棉被正在发抖。她不肯听从劝说，坚持呆在屋里不走。村支书不再多劝，一把抱起老人下楼。随后把老人交到我手里，简单交代：“把她送到山上去！”我背起老人就出了门。老人身体消瘦，分量很轻。她也意识到危险，用双手紧紧扣住我的肩膀。

　　门外风力更猛，雨势更狂。密集的雨点打得浑身疼痛，仿佛挂下一幅水帘，看不到两米以外的东西。雨大路滑，巨大的风力推搡着我的身体，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跌跤。我很担心背上老人的安全，怕她经不起磕碰，只能采取最稳妥的办法，在泥泞的路上爬行。大约一个多小时总算回到招待所，交给安置人员。朱主任见到我浑身泥浆，救助了一位老人，高兴地说：“你做了好事。我会为你请功。你应该立个三等功。”

　　大家抢救村民回来，又累又饿。炊事人员已经用几口大锅煮好猪肉稀饭，只要你进门，就有人给你舀上一碗，送上前来。饭前餐敬、到点人齐开饭等规矩，一律取消或简化。附近村民到来也一样照吃。

　　通讯员再次送来命令：全体人员参加抢救部队战士。我们连滚带爬，冒雨顶风向莲塘山坡下冲去。大家被眼前恐怖的景象惊呆了。原来脚下是一望无际金黄色的稻田，如今在朦胧的雨幕里只见一片汪洋。洪水已经漫到莲塘山半腰，莲塘山变成一个四面环水的孤岛。

　　远处看去，依稀可以分辨出有人在水中漂浮，有的时隐时现，有的沉下去再也没有露头。有个领导站在那里吼叫，指挥大家把找来的小船放进水里，打算划过去救人。可是我们面对台风刮来的方向，风势猛烈，小船刚放进水里，立即被狂风揭翻。三番四次，无法成功。领导和大家无助地站在岸边，眼泪和雨水混在一起，呜咽的声音掩盖在台风的怒吼里。我们亲眼见到许多生命在自己面前消失，自己却没有能力去解救。朱主任悲愤地说：全师的武器泡在水里，多少战士死在水里，咱们师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窝囊的事。

　　我们遭遇的是百年一遇的特大台风。据气象资料记载，最高风速阵风每秒52.1米，按照国际标准，风力应该定为18级。这头怪兽肆虐一天远遁而去，大海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遭受灾害的牛田洋满目疮痍。

　　拦海大堤残缺崩坍，整个牛田洋淹没在涌进的海水中。往昔排列整齐的营房不见踪影。仅剩一半的二线土堤堆满退潮留下的各色物品，战士的背包、挎包；大学生的皮箱、行李；营房的床板、木柴 ……。

　　惨不忍睹的是遇难战士、大学生和村民的尸体，和猪、牛、羊等畜生的尸体混杂在一起，或被挂在堤岸缺口、水闸涵洞、灌木、草丛、竹林等不同位置，或横七竖八地散布在海滩各处。

　　侥幸留下生命的战士，去寻找和埋葬不幸失去生命的战友，这是何等撕心裂肺的残忍任务。西牛田洋七团女子连接受了掩埋部分尸体的任务。她们用铁锹、锄头，拼尽全力挖掘墓穴。山地土质坚硬，泥土掺杂着顽石，每个人双手都磨出血泡。她们朗诵着毛主席语录，为牺牲战友下葬。天气炎热，浸泡在海水里的尸体被各种物品撞击，开始腐烂变形，大部分已无法辨认身份，只能以无名氏名义安葬。没有棺木，只能用白布包裹。遇难战士享受的特殊待遇是覆盖军装，摆放军鞋，表示军人身份；遇难大学生军装就省略了。

　　灾后统计，牺牲部队官兵470名，牺牲大学生83名。还有人说自己失踪的战友没有列入牺牲人员名单，但已难以考证。

　　师首长为这场灾难定下口径：这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特殊战斗，遇难者都是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烈士，要广泛宣传他们的英雄事迹，为他们树碑立传，为他们请功授奖。

　　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灾难被描绘成浩气凛然的浴血奋战，死难者的生命代价本来应该唤醒决策者和执行者的良知，拷问灵魂的鲜血本来可以追究应对灾难的失误和教训。可是，一切都被颠倒，历史悲剧演化成庆功盛典。

　　廖干事对“写作班子”成员宣布：师“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推迟。师政治部需要写出有关台风的大量请功材料，人手不够，留大家协助工作。我被分配到起草上报中央军委报告的写作小组。还有几个小组负责搜集撰写英雄连队和英雄个人的事迹材料，准备上报请功。据说海军舰艇专门送他们到灾难现场实地考察。过后有人悄悄摇头叹息说：“惨不忍睹啊！”

　　连续几天，师部大楼灯火通明，彻夜不熄。浑身沾满泥水神情疲惫的军人在大院里匆忙进出。廖干事告诉我们：各团、营、连的指战员当面向师首长汇报遭遇台风的过程和情况。各种信息、材料、数据陆续向师部汇总。灾害发生的过程和惨情开始被梳理出清晰的脉络。

　　台风到来前夜，所有连队接到命令：每连派出一个班，连领导亲自带队，到大堤担任巡查任务。

　　大堤长度将近三十华里，其间设有七个排涝水闸，水闸边的水泥建筑是水闸管理处，成为临时指挥所。每个营都配备有线通讯班，架设了专用线路。此外，还特别配备了一个无线通信兵，背着短波电台备用。参加巡查的每个连负责二百米距离。

　　夜晚平安无事。次日早上七点天色突然灰暗，狂风暴雨猛然袭来。

　　巨浪接连不断地扑向大堤，暴雨积聚在农田，形成内涝，堤内堤外已是白茫茫一片泽国。

　　泥土构筑的大堤在风雨侵蚀和海水浸泡的双重摧残下，变成毫无抵御能力的软豆腐。险情多处出现。堤身、堤脚，四处冒出水柱，有的急窜而出，仿佛喷泉一般。

　　危情上报，上级命令每个连队紧急增派两个排赶到大堤抢险。

　　将近八点，增援队伍陆续赶到，与昨晚派来巡查的先头部队会合。大家兴奋地彼此呼唤，握手拥抱。到处是“井冈山胜利会师！”的激情呼喊。

　　战士和大学生哪里有险情就向哪里冲。有的往麻袋里装泥土，有的肩扛近百斤麻袋往缺口处填，有的抡起大锤在缺口处打桩…大家脑海里只有一个共同的念头：堵住缺口，保住大堤。

　　不到一个小时，海水漫过大堤，把原本壮观的大堤摧垮，大堤被切割成支离破碎的土堆。防风抢险全线崩溃，局部防守已经失去意义。现场指挥员发现有线电话断线、无线电台无声，一切通讯断绝，与师团两级领导联络中断。

　　原定方案有：情况紧急时发射三颗红色信号弹，通知撤退。但是风狂雨大，信号枪无法发射。通讯班口头传达命令也难以实行。

　　最早从东牛田洋堤坝缺口涌入的海水，很快淹没了生产基地所有农田的机耕路。抗风抢险第二、第三方案预定用以撤退的通道在洪水中消失了。

　　一向令行禁止的部队失去指挥，大家只能凭借感觉逃生。许多战士和大学生在撤退途中，被巨浪卷进大海；有的在游水过程中被水里的杂物撞击呛晕 …… 。

　　据说当时上堤抢险的战士和大学生有千人以上。牺牲者的比例是个令人肠断的数字。

　　面对如此巨大灾难，师首长高屋建瓴地果断截取其中抗风抢险的悲壮段落，赋予精神升华，注入政治色彩，彻底改变颠覆了灾难的性质。大量人员无辜牺牲的悲惨结局被有意淡化掩盖，甚至死难人数长期以来都是高度机密。

　　师政治部负责起草文件的文职干部和筹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写作班子”全体动员，总结抗风抢险涌现的英雄事迹。

　　手挽手结成人墙阻挡海水的英雄连队；抱着麻袋石头跳进缺口堵漏的孤胆壮士；五号水闸仅剩两米残堤护佑下83名幸存者组成的悲壮群体；冲进倒塌营房抢救毛主席宝像献身的崇高烈士；撤退途中奋不顾身保护大学生的可敬战士 ……。

　　这些故事的基本情节并非虚构，牺牲战士和大学生都是二十来岁的稚嫩青年，在当时狂热高压的政治氛围里，他们信任组织、尊重上级、听从指挥、服从命令，可以为了政治口号的要求赴汤蹈火，实现“誓死捍卫”的诺言。面对死亡，没有人退缩，没有人逃跑。

　　所有文字缺失富有战斗经历和抗灾经验的领导者，以及高瞻远瞩掌控全局的决策者们当时的指挥过程及内心感受。分工写作抗风抢险英雄事迹的几个小组搜集了大量信息，很快写出了几份英雄连队和英雄个人的材料。我们小组负责撰写呈送中央军委报告，却不顺利。经历反复讨论，多次起草，斟词酌句，都不能完整表达师首长意图，被彻底否定。最后，我们小组的报告被扔在一边，弃之不用，由师首长和秘书关起门来亲自起草。

　　有一天下午，一场冗长的“定路子”讨论会刚刚结束，我到会议室门外吸烟。师政治部组织处刘干事找到我。在下连队采访时我们见过面，也算熟人。没有客套，没有寒暄，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代表组织通知你，你借调到师部的工作已经完成，领导指示你明天返回连队。”我感到突然，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已经转身离去。我傻傻地不知所措呆站在那里。晚上廖干事来到我的宿舍。他说：小白，我来陪你喝几口酒，也算送行。廖干事平时和部队干部的标准表情一样，严肃冷漠，不苟言笑，今晚却显得异常。

　　他从绣有“为人民服务”的黄色军用挎包里掏出一个军用水壶。打开壶盖，让我闻一闻浓郁的酒香，夸耀说：这是咱部队自制的“气死茅台”，只有军人服务社内部供应，有内线才能买到。又掏出一包五香花生佐酒。我们用漱口杯代替酒盏对酌。开始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廖干事也不知选择哪个话题，两人都沉默无语，气氛沉闷。水壶里的烧酒喝去大半，炽热的酒精在胸腔翻腾。廖干事说：“部队有句名言‘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干事不论年，说话不值钱。’我就是后半句不值钱的干事，年过四十，连个团级都没混上。”我对他同情地摇摇头，陪他喝了一大口。

　　廖干事有了醉意，含混地说了一串话。原来朱主任打算留我在部队，按照程序，派刘干事调看我的档案，发现我的伯父解放前竟然是美孚石油公司的总经理，后来又迁居美国。刘干事专门跑了几个城市外调，弄回几份旁证材料。这事牵扯到美帝国主义，立刻牵引出“社会关系复杂”、“里通外国”的嫌疑。领导讨论决定：不但取消我参军的动议，而且立即赶出“写作班子”，返回连队劳动。

　　廖干事的醉话揭开了秘密。他趴在桌上睡着了。我和衣躺在床上，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我们家与伯父解放后得不到彼此音讯，已经失散多年，想不到他们竟然迁居去了美国，更想不到是用这样的方式获得伯父的消息。第二天我醒来时，廖干事已经不辞而别。我打好背包，迈步向学三连集结地鸥汀走去。“写手”们神色黯然地送别，讲一些保重之类的话。廖干事没有出现，大约他酒醒之后，后悔讲了太多的话。

　　学三连在河溪的营房在台风中被毁，上级命令到临近澄海县（后改称汕头市澄海区）的鸥汀小镇集结休整。

　　许多大学生的衣物和生活用品被洪水冲走。上级给发放每个人发放两套旧军装，一套是深蓝色的海军服，一套是绿色的陆军服。生活用品也按照战士规格发放。我们的驻地安置在一座祠堂里，门口有个大院，院里有个戏台。平时大概是晒谷的地方。

　　我走进宿舍，仿佛来到了伤兵医院，许多人裹着绷带，有的还拄着拐杖。大灾过后，战友重逢，别有一番亲热。我见到北大中文系同学王涛，他不仅双臂缠满绷带，甚至胸口也裹着厚厚的纱布。他神情激动地描述当时遇难的情境。

　　河溪牛田洋在榕江出海口南岸。洪水漫过大堤时，王涛正在营房待命。听到外面有人声嘶力竭地呼喊，再想逃向高处躲避，已经来不及。王涛从小生活在北京，没有机会学习游泳，是个不懂水性的“旱鸭子”，见到洪水涌来张皇失措。大家急中生智，爬上营房四周的木麻黄树。这种潮汕地区常见的树种毫不起眼，树干扭曲，弯腰驼背，树枝也稀稀拉拉，没有丝毫威仪。没有料到，这些歪脖子树成为大家的“救命恩人”。

　　开始大家只是抱着木麻黄树，免得被激流冲走。后来，海水越涨越高，大家就往树上爬。水面升了，就再往高处挪动。风狂雨骤，三米来高的木麻黄树干只有碗口粗，随着风势东倒西歪。大家紧紧地搂住树干，生怕自己掉进汹涌的海水中。庆幸的是，木麻黄木质韧性极强，居然顶住狂风，没有折断，也没有倾倒。坚持了几个小时，风势渐渐减弱，险境略有好转。这时大家发现，每个人的双臂和胸口都流淌着鲜血。原来抱紧树干时双臂、胸口在粗糙树皮剧烈磨擦中伤口累累，蹭破了皮，割开了肉，甚至有的露出了骨头，在雨水的浸泡下，疼痛钻心。有人解下裤带，结成环状，套在树杈上，用手抓紧裤带，减少与树干磨擦的痛楚。别人也跟着仿效。大家互相鼓励，一直坚持到洪水退去。

　　六团在灾难中牺牲最小。段副团长在撤退路上遇难，据说他让年轻的警卫员先跑，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管我！”他是死难人员级别次高的干部（还有一位正团级的防化科科长）。

　　灾难之后，别的连队还有寻找失踪人员、辨认尸体，接待遇难者家属、安抚幸存者等等事务。我们连队没有遇难者，连队领导显得格外轻松。我们一天只有两件事：吃饭和学习。

　　潮汕地区全部遭灾，部队菜地、猪圈荡然无存。为了保证部队的食品供应，据说从临近县市及广西、福建等地紧急调运粮食、蔬菜、肉类，伙食质量比平时反倒有所提高。

　　学习以“毛著”和毛主席语录为主，让大家缅怀历史上的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人物，对照自己的表现。学习突出正面教育，没有给大家形成精神压力。奇怪的是：没有大力宣传抗风抢险涌现的英雄集体和英雄个人。学习英雄，以时间、距离都很遥远的榜样为标杆，有意回避身边发生的事情。在宽松的气氛下，大家对灾难的恐惧心情慢慢缓解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连队接到返回河溪的命令。据说中央指示：大学生不能荒废学业。学习外语的大学生集中编在学生二连，我在大学学习的专业虽然不是外语，也被调入学生二连。

　　重建连队的首要任务是搭建营房。我们像当年创业的战士一样，利用当地资源，盖起竹棚。竹棚建起几天以后，糊在墙上的泥巴还没有干透，我们就搬进了这个新居。条件虽然简陋，却是自己亲手建造。躺在床板上，更有一种自豪感。我觉得自己不是一无是处的废物，假如需要，我们也可以学会当一个工人或者农民。

　　安顿下来不久，部队接到重新筑建拦海大堤的任务。部队全体动员，解放军和大学生一律出动，开向大坝工地。指挥部早已把每个连队的任务、地段和指标插上标记，工地上红旗招展，大喇叭广播着激励人心的语录歌和革命歌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鲜红横幅在海风中猎猎作响。不久前的特大灾难似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领导者轻易就把这惊心动魄的灾难抹去了。

　　同样在烂泥塘挖取泥块，同样双手被蚝壳划伤，同样用小船搬运泥块，同样把泥块堆积起来筑堤……大家重复着多年以前曾经做过的动作。稍有变化的是：为了抵御下次的洪水，土堤外围增加了一道花岗岩砌成的防护外墙。勤劳的潮汕农民竟然用自行车搬运重达两三百斤的巨石。他们在车尾用铁皮加焊一个后座，绑上巨石，从远处运来。我深深敬佩这些钢筋般坚韧的汉子。

　　有关牛田洋灾难的话题在公开场合已经回避，但私下依然是大家关心的内容。各种渠道传来的小道消息四处泛滥，却都无法证实。

　　据说师首长把这场灾难定性为“战无不胜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和“誓死捍卫‘五七指示’发源地的丰硕成果”，要求中央军委授予219师英雄集体的荣誉称号，并附送许多请功授奖的事迹材料。听说，有人认为这份报告容易引起社会质疑，造成上级被动，因而受到广州军区首长的批评，搁浅在呈送半途。反正，向中央军委请功授奖这件事慢慢地无人提起，无声无息消失了。据说《解放军报》记者也曾写出长篇报道，准备配合中央军委宣布荣誉称号时见报，引发一颗震动全国的精神原子弹。不知来自何方的强力干预，筹划周密的宣传壮举竟然无端哑火。这篇文章始终没有发表。

　　对于这场惊天动地灾难的全面情况，领导阶层和媒体采取了集体缄默、共同失语、刻意回避的态度；只有几家报纸发表过通讯，从歌颂英雄的角度，摘取片段，透露了灾难局部情状。没有任何一级组织出来表态反省，没有任何一个领导出来承担责任。据说，总理办公室曾经提前打电话给汕头地区政府，提醒重视防风抗风，组织居民撤退。部队领导却说从未接到过类似指示。据说，中央军委曾经命令部队“人在大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但是，部队首长断然否认。表示中央军委从来没有来过这样的电报电话。

　　我们曾经亲耳听到的抗风部署，究竟是否师党委的集体决策，还是个别首长随意号令，或是基层干部假借上级名义即兴发挥？归根结底罪魁祸首是“文化大革命”，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是兴风作浪的“四人帮”。当时的任何灾难，他们都脱不了干系。但是，何时何地何人承担过哪怕一点点具体的责任吗？

　　假如部队首长得到台风警报，及时安排疏散；假如有人发现部署失当，挺身反对上堤抢险举措；假如在抢险现场领导发现形势危急，立即组织撤离；假如 …… 。

　　牛田洋的特大灾难已经过去多年，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开创了从未有过的繁荣局面。中华民族大有希望，伟大祖国前途远大。但是我在牛田洋的遭遇无法抹去，依然在我心中沉淀发酵，影响着我的人生走向和价值判断。

　　我期望这段历史悲剧永远不要重演，这是我提笔写下这篇文字的祈求！

白君嘉荟五尺男儿，生于北京长在上海。
求学燕京心仪中文，置身“四清” 江陵延庆。
文革狂飙政治洗礼，困惑难解心系井岗。
毕业分配移民南粤，军垦锻炼领受冷眼。
遭遇台风九死一生，筑堤耙田苦辣艰辛。
再次分配落脚粤北，无端怀疑沦落异类。
农场牛场强度劳役，两年受审清白蒙冤。
阴霾散去奉调返穗，编纂《辞源》涉足出版。
编辑图书主编刊物，繁忙辛劳乐在其中。
转战电视筹办市台，忝列主任监制编导。
坎坷人生后福相伴，躬逢盛世宽慰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