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联大（清华·北大）0646 部队学生连
接受“再教育”
马达弟 2012-11 修改
湖南·汉寿·西湖镇
接受“再教育”
1970年，我与200名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一起被分配去湖南汉寿县的西湖军垦农场去接受解放军“再教育”。这是个属于广州军区的部队农场，由原来一个劳改农场扩大而成。带领我们劳动的排长都由比我们小几岁的解放军小战士担任，连长、连指导员及营级干部则是从部队中抽调来的威严的干部。当地老百姓看到我们这批穿着破棉袄，腰上捆着用稻草编织成的绳子，下面穿着短裤，由解放军指挥，赤着脚下田劳动的青年，都以为是又来了一大批新的劳改犯人。特别是农场修桥需要下河床挖泥，当时天正下着雪，男同学都争着下河挖泥，让女同学在岸边接装泥的竹筐，大家干得很欢。老百姓都惊奇地来问：“你们这些娃究竟犯了什么事？这么苦还在笑。”我们笑得更欢了，我们是在接受他们贫下中农及解放军的“再教育”，但再费多少口舌解释，他们也不会弄明白的。
1972年接受解放军“再教育”时的留影
洞庭湖西湖军垦农场中由北大、清华毕业生组成的学生三连，我站前三排左6，其中11个同学现在已经去世。
在农场接受的“再教育”的确终身难忘。本想多写点，看了一位同学发表的农场回忆录《稻花无香》，发现他比我记得更清楚，感受更深，如同李白在黄鹤楼看到崔颢在墙上题诗《黄鹤楼》时的评价：“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我就不多讲了。下面是《稻花无香》原文：
稻花无香（原题：往事不悠悠）
余心
（一）
那是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年，我们这批“臭老九”，刚从大学毕业，就被送到部队农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一到达，就被交代了众多的规矩、纪律和守则。比如，离开营房50米要请假；再比如，不准到女生连去串门；又比如，每天什么时候“早请示”，什么时候“晚汇报”，什么时候是“天天读”时间，什么时候开“斗私批修会”，什么时候……具体什么时候干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不过，我清楚地记得，每周星期三的晚上，按规定是写“红色家信”的时间。
也有忘了向我们交代的规矩，以致使我们捅了一个大漏子。
洞庭湖一带真是个好地方，不愧为“鱼米之乡”。我们犁田或插秧的时候，经常可以踩到甲鱼，当地人叫团鱼，就是鳖。那时候这玩意儿不值钱，市价大约五六毛钱一斤，不像现在每斤要几十块甚至一二百块。我们每天都能捉它十几二十个，捉回来，就交给炊事班炖了。当时我们觉得这东西并不怎么好吃，更不知道它是什么补品了。
我们享用了几天自己并不觉得美的美味以后，消息就传到了营部。营长、教导员、副营长、副教导员一齐赶到我们连，召开全连大会。会上，教导员向我们进行了一次颇为深刻而且颇为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教导员如是说：去年冬天，大军区一位首长来这儿视察。这位首长早就听说洞庭湖的甲鱼很有名，所以想吃几个尝尝。可是，大冬天的到哪儿去找呢？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首长失望吧！于是，师部派了一个侦察连，冒着凛冽的寒风，跳进冰冷刺骨的洞庭湖，搜索了一整天，结果是，一个“俘虏”也没抓到。教导员既慷慨又激昂地说：“虽然战斗了一整天，一个团鱼也没抓到，但是，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从此，师部做出了一条规定：以后，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是谁，凡是抓到甲鱼，都一律而且必须交到师部养起来，以供首长亲临时尝鲜。
我们当然立即恍然大悟，前几天吃甲鱼是犯了大忌。不过，我们都有点怀疑，交到师部去的甲鱼，真的能留到大首长来的那一天？说不定哪一天，师首长们捷足先登了。从此，我们即使踩到了甲鱼，也不捉了，师部也从来没有收到过我们的贡品。常有人如此感叹：“这批臭老九呀，真是不可救药！”
这么多年来，我常常想起这件事，也常常惦记着我们这位大军区的大首长，后来吃到过洞庭湖的大甲鱼没有？
（二）
在这个大农场，人少地多，我们这个80多人的学生连，管理着450亩水稻。双抢季节，又是抢收，又是抢插，人手特别紧张。当然，这就得靠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了。部队规定，每天早晨四点钟起床，晚上十二点收工。一天三餐饭，都送到田头吃。白天看得见的时候插秧，晚上摸着黑扯秧。可是，早晨四点多到田头，仍然黑咕隆咚，插秧看不见，扯秧又扯够了，无事可做。于是，指导员带领大家站在田头学语录，为脑袋补充精神食粮。
插到8月8日，已经是立秋了，还有一大半没插完。湖南农民都知道，立秋以后插下的秧，就不会有什么收成了。战士中有农民出身的，学生中也有农民子弟，这个意见很快就反映到了师部。
有一天，师政委做报告，他振振有辞地说：“昨天，我去省里开会，在路上停下车，问了一位老大爷：立秋以后插的秧，还有收没有？老大爷说：管理得好，还有收。’”政委接着说：“贫下中农说了，管理得好还有收，我们一定要下决心全部插完，同时加强管理，一分田也不能荒。”
于是，我们一直插到八月二十几号。为了加强管理，又撒了大量化肥。当时就有人戏言：“还不知那个老头子是贫下中农还是地富反坏右呢！”
秋后，收割了。我们后边插下的那些秧，插的时候是每蔸七八根，收的时候仍然是同样高的每蔸七八根，每根上结了四五粒谷子。这时候，我们只好把那七八根秧苗连带那四五粒稻谷一起，割下来拿去喂牛。
师政委又振振有辞了：“有人想秋后算帐！说什么‘我早就说没收，你们偏要插’。我告诉你：就是颗粒无收，也是对部队的一个锻炼。我们不能只算经济帐，不算政治帐。算经济帐，是颗粒无收；算政治帐，就是一个特大的丰收。”这确实是师政委当时说的话，我一个字也没篡改。但是，后人能够理解这种荒唐的逻辑吗？
（三）
林彪折戟沉沙以后，上级派了一位级别相当高的政委向我们传达文件。这位政委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有人指责我们，说我们紧跟黄永胜，紧跟林彪。过去林彪是副统帅嘛，我们怎么能不紧跟？有人以自己过去反对过林彪而自豪，以为有资本了。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你过去反对林彪仍然是错误的，你现在不反对林彪也是错误的。”
逻辑，又是一种荒唐的逻辑！其实，我们理解，这主要还是在洗刷自己。那年头，谁都怕呀！接着，我们所在的师，专门下发了一个文件，号召全师向在农场锻炼的大学生学习。我们这些“臭老九”，忽然变得“路线觉悟高”了。我们都知道，这是在我们即将离开农场之际，开给我们的安慰剂，免得我们到了社会上，到处说他们的坏话。如果我们到处说他们紧跟林彪紧跟黄永胜什么的，恐怕也是免不了要有麻烦的。何况我们中间还有不少落难的高干子弟，一不小心，捅到中央去了，更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其实，没用，太晚了，我们谁也没领这个情。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四）
关于“牛田洋”的故事。这个故事我没有目睹，只是耳闻而已。但是，我相信它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所在的部队有不少干部战士就是从那里转过来的。
有不少人知道“牛田洋”是广东沿海的一个地名。在70年代，曾经有过一本小说，就是描写那个年代在那个地方发生的“可歌可泣”的事迹。书名就叫《牛田洋》。那是一个围海造田的地方，有部队也有比我们早毕业两三年的大学生在那里种田。
那年，台风来袭，汹涌的海水澎湃而来，大坝危在旦夕。为了保卫国家财产，上级命令严防死守，保卫大堤，战士和大学生们日夜在大堤上巡逻。“人在大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是那时候的口号。
台风来了，海啸来了，人怎么能守得住，现在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识。可那时候的思想是“人定胜天”，毛泽东有句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海水如排山倒海之势汹涌澎湃而来，终于未如人愿，大堤决口了。一声令下，几十人纷纷跳入决口中，决意筑起人墙，用以抵挡汹涌洪流。然而，一个个跳下去的血肉之躯，刹那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其中，有一位站在堤上将跳未跳的大学生，眼看着生存无望，脱口而出地说了一句：“唉，我不该到这个地方来呀！”说完，还是无可奈何地跳了下去。事后，表彰这些人的英雄事迹的时候，其它人都被确认为“烈士”，惟独这个大学生不算。
这个故事是排长讲给我们听的，意在教育我们不要像那个大学生那样。不过，我有一个疑问：谁没跳？站在旁边听见那个大学生说话的人，至少有一个没有跳下去。他为什么不跳？（原文到此结束）
这就是我们接受“再教育”的最生动的故事，永远不会忘记。
接受“再教育”后的工作分配
部队对我们的到来相当重视。在农场劳动接近半年，快到分配工作的时刻，军区司令员亲自来看望我们。他（后来被划成了林彪党羽）对我们说：“湖南人民欢迎你们这批来自中国最高学府的大学毕业生，现在湖南的教育界最成问题，教师队伍基本上烂掉了。被贺龙（贺龙是湖南湘西人，当年靠两把菜刀闹革命，跟随毛泽东打江山，解放后封为元帅。“文革”中“四人帮”说他其实是“土匪”，一贯反对毛主席，“文革”后贺龙被平反，但他已被迫害至死了。）的残部及反革命右派、反动权威把持着，必须清除掉。清除后光是长沙市就缺几千中学教师，你们这200人全部分配去长沙教中学还不够数……”他满以为这番话会博得我们一片掌声，因为当时认为能分配去大城市工作是最幸运的，长沙是湖南省的第一大城市，又是省会，是大家心里的首选。但会场上却是冷冷清清，大家没有一丝激动，反而交头接耳议论他这番话。会后我们推荐了几位代表去见司令员，我们不会蠢到直接说我们对他讲到的湖南教育界及对贺龙的看法有不同意见，只是说不同意这种安排，理由是北大是文理科大学，清华是工科大学，我们都不是师范学院毕业生，教书是专业不对口，我们要求去专业对口的单位工作。司令员听了很不高兴，分配工作马上停止了，这帮“臭老九”（当时对知识分子的尊称）不听话，必须继续在农场劳动，接受解放军“再教育”。
两年后，又再次到了分配工作时刻，部队告知我们分配方案仍是大部分当中学教师，而且大部分都不在城市工作。这次没有人出来提意见了，因为大家已经尝过了不服从安排的苦头。我们被分配去湖南省各地，大部分去教书，几位当年提意见的学生代表都被分配去偏远的湘西山区（即今天的旅游胜地张家界、凤凰城一带，），他们的档案中被连队首长插加了“此人在文化革命中有极‘左’思潮，‘参加武斗’‘不可重用’”等字句（不一定准确，大意是如此）。其实连队根本不清楚这些同学在学校时的表现，学校军宣队、工宣队给这些同学的评语中也没有这些字眼，连队干部大可不必为了讨好上级而落井下石，他们将这些评语偷偷加进学校的评语中是不合法与不可见人的。幸好这些评语并没有对这些同学今后的工作造成很大伤害，他们凭自己的出色工作为自己澄清了领导及群众对自己的误会，大部分成了领导干部及业务骨干。
1971年在农场接受“再教育”时我们三连2排的部分同学们
多年后我们在各自岗位上作出成绩。其中前排右1是大学教授、《书生乱弹》一书作者；前排右3是香港优秀企业家，国家领导人来广东调研时的港商代表；后排右1是大学教授、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台盟副主委；后排右3是湖南省科协副主席、《湖南科技报》主编；后排右6是《湖南农科报》主编；前排右4是我，高工，广东省政协委员。
多年后一位担任化工局长的同学去湖南株洲一家化工厂视察，在车间里，听到背后一个穿着工作服的人连声说：“文局长，我有事向您汇报。”回头一看，原来是当年威风凛凛，“再教育”我们的连长，连长从部队复员后被分配到了这间工厂担任工会干部，因态度傲慢，群众关系不好，工会干部改选时落选，被降职成了普通工人，他想借局长的关系升职。这位同学在当局长后曾得知同学档案中连长加的评语，怒火中烧，他压住自己情绪说：“你不用讲了，你的事我全知道。”连长灰溜溜地走了。真是风水轮流转。另一位连队干部复员后到广东某县委组织部去报到，谁知县委组织部长就是当年我们同学中的谈判代表，他也看过自己档案中连队插加的评语，考虑当时环境下这些连队的小官也是迫不得已，就放了这位“当年的领导”一马，给他安排了工作。我们见面时都很感慨，这个世界真小，心肠不好要当心日后遭报应。
离开西湖40年后，我们70名北大、清华学子及家属以“西湖联大”的名义在南岳衡山聚会，重温当年的友情。第一天参观衡山著名的“大庙”，庙中戏台上一副对联吸引了我的眼球。
上联：“凡事莫当前看戏不如听戏乐”；下联：“为人须顾后上台终有下台时”。
这是古人对“文革”及当今最精辟的警世恒言。它又让我想起了我们连长，当年威风，下场可怜的“再教育”者。